零體罰．孩子的明天會更好—瓊恩都倫報告

◎盧貞穎

瓊恩都倫（Joan Durrant）是聯合國秘書處受報計畫的NGO顧問，祖籍加拿大。身為兒童臨床心理學家，她曾發表許多關於兒童受虐、體罰、管教以及父母教養的論文著作，多年的研究結論是—體罰會對兒童身體與心理造成長期傷害，因此基於對於人權的信念，她在加拿大及國際上力倡終止使用體罰。她同時也被國際肯定為「瑞典經驗」的首要專家，曾研究瑞典終止體罰的成功經驗，探究立法等措施如何改變社會對體罰的看法，並加以推廣。在人本教育基金會主辦的「終止體罰國際研討會暨聯合國兒童受暴研究報告台灣發表會」中，她為與會者介紹了瑞典反體罰的成功經驗。

都倫教授說，瑞典是全世界第一個立法禁止體罰的國家，包括學校、家庭以及所有照顧兒童的機構都禁止對兒童的體罰，至今已有二十五年。瑞典經驗讓我們更能瞭解到禁止體罰背後的理念。以下就從瑞典廢除體罰的歷史背景談起。

瑞典在一九二八年禁止中學體罰，那時瑞典教師將不使用體罰視為一種挑戰而非問題，經過一年的實驗期之後，所有學校都同意，它們不再需要以體罰作為管教學童的方式，教師們則在後續的禁止體罰議題中，成為倡導者的角色。一方面，校園中實行的零體罰教養方式，可以實際提供父母參考；另一方面，教師也帶領父母及教育機構重新思考兒童學習的過程，讓他們瞭解確實可以透過非暴力的方式來教養兒童，體罰是不必要的。

「我們通常會覺得，教師比較不容易贊成廢止體罰，但是，瑞典教師反而成為廢止體罰的倡導者，因為他們當時抱持著這樣的想法：『父母把孩子交給我們，我們每天的責任都無比重大，因此我們更應該用更有效的、非暴力的方式來教養兒童！』」都倫教授表示，這樣正向的態度，給世人帶來莫大啟發。

全球第一個零體罰立法國家

一九五七年，距今五十年前，瑞典政府決定修改刑法，使照護者施行體罰無法成為傷害罪的抗辯理由。這個改變非常重要，當時人們對兒童的學習發展有了更深的瞭解，所有研究都顯示，體罰對兒童的學習沒有幫助，有更多好的方式來管教兒童。其實，瑞典社會大眾一開始並沒有很支持全面禁止體罰，但是瑞典政府抱持著「我們應該站在民意的前端，透過法律教育社會大眾」的態度，堅定執行新立法。接著在一九六○年代，除了學校之外，兒童照顧機構、感化院和觀護所的體罰都很快消弭了。

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一個父親毒打三歲的孩子，卻被瑞典法院判定無罪。這個判決引起瑞典人民的公憤與抗議！依法，學校和照護機構都不能體罰，刑法法令也適用於兒童，但是親職法並未禁止體罰。這個事件讓社會大眾及政府當局更重視兒童權利概念的推廣，因此瑞典法務部於一九七七年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主要目的是讓社會大眾瞭解兒童應擁有的權利，也針對所有的法令都做進一步的檢視，尤其是在民法當中親職監護法的規定。

一九七八年，瑞典兒童權利委員會提出清楚的聲明，指出包括父母、教育以及所有場域中，應禁止對兒童體罰。在成人根深蒂固的觀念中，總認為自己有權「管教」兒童，但是委員會希望進一步澄清這些想法，確立兒童應有的權利。此聲明一九七九年在國會中獲得不分黨派的支持，以百分之九十八的贊成票通過，從此，瑞典全面禁止對兒童的體罰及羞辱。

按照瑞典親職監護法規定：「兒童有權利受照護、保護和妥善撫育。兒童作為獨立的個體及個人，應被尊重對待，不得被體罰或遭受其他任何羞辱對待。」這條法律，在當時是全世界前無古人的，並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遵循，瑞典人認為這麼做是正確的，所以就這麼去做。

民眾積極配合立法

瑞典在一九五七年後廢除刑法中父母體罰兒童的權力，但是到一九六五年還有五○％以上民眾認為體罰是可允許的，表示當初瑞典政府並沒有等到民眾全部支持零體罰後，才來改變法律。

透過全面禁止體罰的法律改革，帶來了零體罰的新思維，民眾的想法也開始漸漸改變，在一九九四年只有百分之十的民眾還正面支持體罰。都倫教授表示，綜觀這四五十年來，瑞典民眾的態度大大改觀，主因就是法律的訂立。如果總想先做宣導工作，沒有改變法律，民眾仍多會採取觀望的態度，若法律還允許體罰的發生，民眾的態度怎麼可能改變？瑞典的例子讓我們瞭解，各種法律上的改革，如果馬上配合相關宣導，民眾態度可以很快的轉變。

統計發現，一九七一年時百分之百的瑞典小孩都有被體罰的經驗，事實上，在一九○○年之前，瑞典生活非常困苦，不管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小孩都經常被打，被毒打的情況也很常見。在法律改變後，我們發現二○○○年之後，小孩被體罰的經驗變得很少，只有百分之十一；有被棍棒等物品打過的孩子，在一九七四年還有百分之十幾，到二○○○年後幾乎沒有了。被體罰經驗的明顯減少，可看出師長的觀念大大的改變了。

但是，瑞典的嚴重暴力行為有減少嗎？這是較難統計的問題，在此我們以虐待小孩致死的情況來做觀察。在孩童的死亡原因中，有許多孩子是在父母意圖管教的狀況下受虐致死的，在加拿大每年有三十個孩子是這樣死亡。

我們知道，打小孩可能造成小孩受傷甚至死亡，或者在體罰後，孩子還反抗或沒有改變行為，師長可能會再用更嚴厲的體罰，孩子就更可能因為嚴重的傷害而死亡。體罰有很多狀況是因大人在管教上遇到挫折，自己煩躁不堪，或是因為小孩不知道怎麼樣跟大人溝通，孩子不懂或是做不到大人的期望，大人以為孩子不肯合作而發生。這些大人以為用打的可以解決問題，就越打越重，造成孩子不只是受傷，還可能因此死亡。

都倫教授說，自從一九六○年代全面禁止體罰之後，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間，瑞典全國還有五個孩子是因為管教虐待致死的，而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年的十五年間，則沒有一個孩子因此死亡，這在國際上是很值得驕傲的成就。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間有三個孩子因此死亡，一九九六至二○○○年間則有一位，到二○○○至二○○三年，沒有一位孩子因管教受虐死亡，這些數據在國際上也是很低的。因為知道管教過當可能致死，所以瑞典根本在法律上禁止體罰行為，完全的避免管教兒童致死的悲劇。

幫助學校、家庭做到零體罰

另外，法律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要讓相關機構更重視防範措施的實行。一般社工人員在面對家庭時，多以家庭完整性做考量，通常是到孩子嚴重受傷時，才有社工員介入將孩子帶離家庭。而當法律宣示體罰不被允許時，相關機構就可以在體罰、虐待的狀況還沒很嚴重時，及早介入，用支持性的方法給家長和孩子輔導。若沒有明確法律的宣示，有時鄰居親友甚至是社工員都是愛莫能助的。

我們也發現，在法律改變之後，社福機構採用了更多預防性的方法。例如在一九八二年間，瑞典兒福機構仍多採用將小孩帶離家庭的長期安置方法，到一九九五年後，離家安置的方式減少了，有更多支持性的在家輔導措施。

因為法律上的改變，社工人員可以直接告訴家長體罰是不被允許的，讓體罰不會越來越惡化。這些家庭可以接受社工機構的輔導，讓他們更懂得怎麼處理管教問題，家長知道孩子不會被帶離家庭，而且還可以從社工機構獲得協助，也更願意告訴社工人員家中的困難。

除了社工人員，契約家庭（contract family）和學校也可以扮演協助的角色。契約家庭可以支援這些家長，幫忙照顧小孩，讓家長得到喘息的機會，家長較不會因為暴躁疲倦而發怒，造成體罰孩子成傷的結果。學校也很適合提供協助，因為學校老師可以從孩子身上很快的瞭解到家庭的狀況，也有很多機會直接與家長溝通，明確的告知家長體罰違法，轉介社會機構協助，讓情況不會更惡化。

法律改變之後，其實也增加了民眾舉發小孩受虐待事件的比例。因為體罰這種行為即是暴力犯行為，鄰居和親友能夠更及早的去舉報，透過這些通報可以提供給孩子保護，並且讓教師和家長能夠得到所需要的協助。

通報比例增加了，是否有更多的大人因體罰被通報，進一步被起訴呢？統計顯示類似案件被起訴的人數並沒有提高。若說通報的數目提高，起訴的數目減少，這代表有很多社會福利機構介入了，讓父母或需要協助的施暴者，在接受協助之後改變行為態度，預防了嚴重甚至必須起訴的結果發生。

學校也是重要的預防支持性機構，對孩子和父母亦然。有的學校會教父母親子關係，給兒童適當協助的方法，也會在教室當中教兒童一些法律觀念以及他們的權力，所以孩子也知道未來長大之後，為人父母或為人師時，不能夠對兒童施暴。

這些預防措施也是政府原先立法的本意，它希望學校與家庭都能成為安全教養兒童的生活空間，如果法律仍允許體罰暴力的話，就沒辦法達到預防的效果。

青少年會無法無天管不住？

很多人會擔心，沒有體罰之後，小孩是不是更不容易教養？是不是會有更多失控的行為？他們認為，有時候體罰才能讓孩子乖乖的。在這裡，我們來實際看一下孩子的行為有什麼改變。在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尚未立法前及立法後，青少年犯罪反而降低了！此外，不管是在吸毒或是毒品交易方面都有顯著的減少，瑞典在經過了這段時間之後，青少年使用毒品的比例已經降到不到百分之一。

認為體罰是重要管教方式的人，看到這個數字應該會很驚訝。這樣的結果顯示，打小孩是不必要的，在立法上給父母或是教師打小孩的權力更是不必要的。

事實上，體罰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問題。體罰讓兒童更具有侵略性，有更多心理問題、酗酒問題，長期來看，體罰對兒童是沒有幫助的。都倫教授認為，在過去六十年間，幾百項的研究調查都顯示這樣的結果，使用體罰會對兒童在社會化過程當中，造成更大的困難。立法禁止體罰，將使很多新的、有建設性的教養方式有機會被發展出來，讓孩子知道怎麼樣自我管理，不再是因為對體罰的恐懼。

【原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