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蔡彰盛╱竹市報導〕由人本基金會代理訴訟的新竹縣二重國中張姓學生聲請體罰國賠案，昨天續由新竹地院開庭審理3名被指控體罰的教師，3人除聲請調查證據、完全否認原告指控外，也各提出本身取得同樣醫院憂鬱症診斷證明書，質疑該生所指被體罰後罹患「憂鬱症」、「創傷症候群」的可信度。
由於老師們認為，張姓學生在事件後上課正常，甚至功課也顯著進步，完全看不出因體罰、管教造成「憂鬱症」、「創傷症候群」的情況，因此3名老師先後前往竹東榮民醫院精神科看診，結果也都拿到「憂鬱症」的診斷證明。
疑張生診斷證明是主述
老師們認為學生就診拿到的診斷證明，只是「主述結果」，而非醫師的最後診治判斷。辯護律師林思銘向法官聲請調查張生的病歷，並要求進一步鑑定其精神狀態，也希望法官必要時能訊問在場多名學生，最能夠還原事件真相。
-花蓮中城國小虐童案
◎張萍（屏東辦公室主任）
2006年12月15日，報紙上一個腫得像青紫色饅頭的屁股，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12月17日日一早，我從屏東搭火車前往花蓮縣玉里鎮探視這素未謀面的受害者，我看到孩子臀部外圍仍為青紫色，中間的瘀青已褪成黃色。黃媽媽則痛心的說他雖然是原住民，卻不喝酒、每天認真看孩子的功課，有問題就寫聯絡簿反應，他不知道為什麼老師要對兒子說：「我的棍子是不打人的，只打豬、狗和白癡。」
小孩受害後又承受壓力是黃媽媽意想不到的，不僅一群家長連署挽留老師，教育局長也跟她說：記一個大過對老師而言，已經很嚴重了。至於老師為何沒寫聯絡簿告訴她，局長不諱言地說：寫了會留下證據。
都是《論語》惹的禍？
孩子說12月12日那天，他把作文寫在白紙上，不符合老師規定（要寫在稿紙上或用電腦打字），被老師用鐵棍打左手、右手和屁股，晚上洗澡時，被弟弟發現他的屁股腫得像紫色的芋頭，但都沒告訴媽媽。更倒楣的是這一天放學前老師規定隔天要多背5頁論語，碰巧當天黃爸爸黃媽媽要去外地趕工要把兩兄弟帶著，而匆促中孩子忘了帶《論語》出門。
13日早自習時，孩子的解釋被老師說：「不是理由，找藉口！」便用鐵棍又打屁股，他痛得跑出教室，老師說：「回教室就不打」，但一回教室老師又繼續打。孩子苦苦哀求：「對不起，下次不敢了。」老師說：「對不起也沒有用。不聽我的話，惹我生氣，就要被打！」孩子哭著一直喊痛！老師仍然左手、右手、屁股輪著打。
孩子痛得無法忍受，再度跑出教室，手拿60公分長鐵棍的老師還追到走廊不停的打，連隔壁班同學都看傻了眼。孩子又跑進教室後，老師找了班上三個男同學分別抓他手、壓他肩、掀開他衣服，問他：要打幾下？孩子說：10下。老師問全班：夠不夠？有人說：不夠。老師接著問那該幾下？同學說：11下。於是老師便繼續打屁股11下。
被架著打的孩子喃喃唸著被打的次數：1、2、3、4、5、6、7、8、9...老師聽了很生氣說：「重來！」但他痛得受不了又掙扎、閃躲，老師更氣了，說：「Double！（加倍）」就這樣孩子前前後後被打了一百多下。
地方上流言四起
黃媽媽說當褲子被拉下那一刻，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玉里榮民醫院急診處負責驗傷的醫師說：這是他驗的第三個中城國小的孩子，一定要告到底。驗傷後，外界的壓力接踵而至。校長、主任、家長會長、議員、里長、同事、老闆輪番上陣，都是說服她不要提告，否則以後孩子沒人教、會害老師沒工作，從清晨到深夜，她被疲勞轟炸了整整三天。
黃媽媽原本期待學校能還原真相就好，但是學校的調查報告只訪談老師，輕描淡寫的帶過案情。於是12月18日我陪媽媽到花蓮地檢署按鈴申告。之後我拜訪中城國小，校長一再強調的只有：「中城國小辛苦建立的校譽毀於一旦。」
12月19日孩子返校上課，但卻被視為「害老師的人」。黃媽媽決定轉學，學校以驚人的速度辦好一切手續。自此，孩子每天早出晚歸展開通勤生活。
「是媽媽在屁股塗紫藥水，目的是跟老師要錢」的流言不知從何時起，已經在玉里鎮悄悄散播，黃媽媽忍受著異樣眼光，獨自面對這巨大卻隱形的敵人，無處伸冤，即便驗傷單清楚寫著：「雙臀淤血20×15公分」也阻擋不了流言的威力，本會高雄分會主任在教育部開會時，都聽到一起開會的花蓮代表說起本案是塗紫藥水。流言使得地方上有學生放話要堵人，家人擔心孩子安全，連跨年煙火都只好留在家裡從電視看。
2007年1月11日花蓮地檢署開庭，人本基金會幫黃家請了律師。開庭前，孩子看到一個長髮披肩的年輕女人，立即問：「那是林老師嗎？」還嚇得縮成一團躲在角落發抖。偵查時，檢察官叫黃媽媽及律師離開，單獨留下孩子問話，「是不是塗紫藥水？」「是你要告還是爸媽要告？」「你有錯，沒寫作業，回去再想一想！」然後再叫黃媽媽進去，怪她沒注意孩子功課、不該帶孩子去工地。律師走出法庭第一句話就說：「還好有請律師，否則會在暗示下撤回。」
4月2日，孩子新學校的司令台、籃球架、溜滑梯等器材上，被不明人士以麥克筆寫滿了恐嚇及辱罵的塗鴉，如：「你害老師沒工作，走路小心一點、你的屁股最好被打爛、你是死阿美族爛人、你家窮、死要錢」等等。孩子難過得躲在廁所裡哭，擔心沒有學校讀，黃媽媽不敢再踏進學校，不敢在兩兄弟的聯絡簿上反應任何意見。
老師可以虐童？
2007年5月1日我在花蓮教育大學蕭昭君教授陪同下再度拜訪中城國小，希望校長以目擊者身分出面澄清紫藥水流言，幫幫受害者。但李校長卻以事件已經平息為由拒絕，並說新學校塗鴉絕非該校學生所為。同月7日，我去拜訪花蓮縣教育局溫智雄局長。溫局長雖然說傷口並沒有塗紫藥水，但也以此案進入司法程序而拒絕公開澄清。
至於林老師的責任，我說林老師這學期用鐵棍體罰以前也曾打斷愛心手和籐條；局長卻說：棍子可以用來指黑板及敲桌子，有可能是敲桌子敲斷的。我跟局長說林老師教唆學生壓制的事，局長說：那是教評會的權責。我問教育局的立場，局長說：罪不致死。「那局長的意思是－即使教室變成刑堂也不用解聘？」我問，局長回：「老師長年奉獻很辛苦。」
尋求官方澄清無望，5月11日人本在花蓮市召開「天地雖大，何處可讓黃家母子容身？」記者會來幫黃家澄清紫藥水流言，並呼籲花蓮縣教育局應該悲憫受害者、設法終止二度傷害。同日，花蓮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本案，只傳訊了被告，蒞庭檢察官當庭欲追加起訴「妨害自由及教唆兒童犯罪」卻被法官擋下。聽到出庭的林玟妝老師說：「我承認打十幾下，不到二十下。」黃媽媽當場哭出聲，卻被法警制止。法官諭知雙方試行和解後退庭。
調解時，林老師仍然堅持只有打十幾下，黃媽媽認為林老師應該離開教職，以免傷害其他孩子。幫忙調解的職員說林老師好不容易才當上老師，勸黃媽媽原諒老師。黃媽媽回說：「如果是家暴事件，孩子會被社會局帶走聲請保護令，父母親要面對刑責，為什麼老師虐童可以記個過、繼續教書，而所有人都說不要告老師？」
在公道來臨之前
2007年8月6日判決下來：拘役40天，得易科罰金，一天折一千元。黃媽媽不敢相信法院會在還沒調查完整事實前就做出判決，她對記者說：「我不在乎判刑多久，也不想林老師被關，我只要還原真相，還孩子清白！」又說：「如果他爸爸是法官或議員，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上訴之路已經開始，我不知道二審會碰到什麼樣的法官，也不知道司法是否會還他們公道，我只知道他們母子需要陪伴與支持，不被社會遺忘，只知道我們不能倒下，在公道來臨之前。
◎ 馮喬蘭（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2006年12月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第八條修正案，使台灣成為世界第109個明文立法禁止學校體罰學生的國家，國外的友人紛紛來電致賀，對於剛在11月26～27日主辦「終止體罰國際研討會」，邀請多國友人來台灣交流經驗的人本基金會而言，可說是喜上加喜。
反體罰正式立法後，國內出現多種有趣的爭議，譬如教師會立即傳出所謂「要侵害身心的才算體罰，才被禁止」的荒謬詮釋，但隨後迅速遭教師會正式否認。而另一個說法是：「在教育部沒有跟全國教師會協商出立法配套共識之前，該法不具效力。」在校園中以訛傳傳訛，許多老師信以為真。
立法了還需配套？
反體罰立法當然不必等到配套出現才生效，但是教師對於「能不能體罰」的焦慮，卻使「配套措施該當如何」的議論甚囂塵上。對他們來說，所謂配套措施，並不是如何有效能地提升教學能力，或是如何健全輔導制度等等，而是在琢磨「可以罰到哪裡不犯法」，就如同一位教師會的朋友總是會說：「你把紅線畫下來嘛！畫了我們就遵守，你不能只說禁止體罰呀，就算我可以懂，很多基層不是這樣阿。」
這種來自教師界的呼聲，使我們的外國友人大開眼界。早在立法通過之前，我們就料到「配套措施」將會是主張體罰者爭議的重點，因此向各國的先行者請教，在他們的國家，禁止體罰立法後的配套為何？而他們總是滿臉困惑，回問說：「配套措施？不是立法了嗎？就是不准體罰阿！」
我想，若這些外國友人知道竟還有立委在促成「設立懲戒室，由專人進行懲戒。」想必會十分同情我們未來的艱辛路途。然而話說回來，瑞典反體罰立法已通過半世紀，台灣還沒滿週歲呢，所以「同志仍須努力」，也是必然的。
而立法後教育界表示很困擾，其實也是一種進步，是文明社會尊重學生權利的好傾向：過去大家無須問「怎麼辦」，認為學生有狀況，鞭子、棍子等就揍下去了，教師好像只會動手不會動腦，現在大家要問怎麼辦？要問配套？要問紅線？…太好啦。
那條紅色的線…
為了配合禁止體罰的立法，基金會多管齊下，一邊翻譯發行聯合國出版的《正面管教法》提供教師索取，一邊進行體罰調查監督現狀，也同時舉辦教師營，協助教師成長。我們更參加了教育部擬定「輔導與管教辦法」的會議，該會議的決議，將是教育部與全國教師會協商的藍本，有點像是個「畫紅線會議」。
在會議中，大家為了「跑操場是體罰還是體能訓練」爭議了許久。就人本以及幾位法界朋友的觀點，跑操場當然是體罰，在國際上也這樣認定，但與會的其他朋友卻不斷提醒我們：「基層老師總要有管教的工具呀，所以…」。?當這個咒語出現，我們便不斷鼓勵他們：「若要給老師真正的好工具、好能力，就要用正面管教呀，這才是教育專業。」這樣來來回回地討論，終於列出個「什麼不能做」的表格，也就是紅線在哪裡。
會議中，我們主張不能罰站，這一點也爭議極大，咒語又滿場飛了，與會人士都接受「站立反省」這個名詞，於是人本只好聲明「不同意見書」。另外，搜書包也引起爭議，這反映了校園中師生關係相當緊張，不搜不安心，雖然搜了也是白搜，但似乎一定要搜一搜，聊勝於無；這點最後依法辦理，校方沒有明確證據，是不准搜書包的。
比起在會議中畫紅線，我們寧可多做些建設性的事，諸如多辦些教師營，將正面管教的態度與方法推廣出去。但誰也沒把握那條紅線會被畫在哪裡，我們當然必須繼續去影響畫線的筆和手。現在，反體罰立法要邁向第二年了，我們還是咬緊牙根，繼續多管齊下，希望路途越來越平順，不打小孩，會成為新台灣人的共同願景。
-新竹縣二重國中體罰國賠案
◎蕭逸民（專案秘書）
在（民國）93學年度上學期，跟著父親回新竹老家定居的張姓學生，就近轉入二重國中就讀。張生在學校活潑外向，並擔任教務處工讀生，開學不到二個月就記了六支嘉獎。然而在12月9日下午輔導課，張生因外套被後座同學踩到，轉頭質問同學，便被該堂課任教師要求到講台前趴下，張生不肯趴下，老師即上前以教鞭抽打，直到教鞭斷掉。
當家長發現張生傷痕向學校抗議後，二重國中校方的處理態度，卻讓一個快樂好動的孩子，竟然成為『重度憂鬱症』的病患，至今仍未痊癒。
「老師不要再打了！」
張爸爸痛心地回憶，當時孩子一直叫他不要管，不要去學校，因為二重國中有個不成文慣例，只要家長敢去學校申訴體罰的事，孩子在學校一定倒大楣。但是他還是去了，沒料到傍晚孩子就哭著回家說：「爸，你以後不要再為我的事去學校了，你才離開，老師就把我叫去問話，像審犯人一樣…」。
過沒幾天，教務處就以「亂動老師東西」的理由，開除孩子原本的工讀工作，導師的聯絡簿也開始冷嘲熱諷，三天二頭找家長到學校處理「問題」。在師長們異樣眼光的環伺下，孩子白天在校聽到廣播就心驚肉跳，問「教務處在找我嗎？有嗎？有嗎？」即使半夜在家睡覺，他也會喊叫「老師不要再打了！」、「老師我錯了！」
張爸爸不得已帶孩子去就醫，醫生診斷孩子得了「重度憂鬱症」時，他真的悲從中來，因為孩子從小的心願，就是考軍校從軍，「到現在我還不敢告訴他，有這樣的病歷，這個心願恐怕很難達成了。」張爸爸說。
由於醫生強烈建議小孩轉換環境，張爸爸不得已再搬家回台北，讓孩子轉到新學校。很幸運的，新學校同情他們的遭遇，也很體貼孩子特殊的行為，情況漸漸穩定下來，只是仍然不能停止服藥，否則難以控制情緒。
調皮搗蛋症？
人本基金會義務幫忙張家提出國家賠償請求，到現在已二年多了，每個月跑一、二次法院，成為張爸爸生活的一部分。剛開始他還會問我們官司要打多久，但到後來反倒是他鼓勵我們說，多久都要跟學校打下去。
打這趟官司，讓張爸爸常想起小時候因為家境不好，上學時經常沒有鞋子穿、光著腳走進學校的往事。小學五年級某個冬天的升旗典禮上，有個隔壁班的老師走了過來，看到他和幾個沒穿鞋的孩子，便一腳重重地踩在他們的腳上說：「你們這群野孩子，不穿鞋！」當場他眼淚就掉下來。
雖然回去沒有對父母親講，但到現在張爸爸都無法放下這件事。他覺得當年沒有能力為自己做些什麼，最少現在要幫孩子討回公道，告訴老師不可以這樣欺負學生。
從一開始，學校就非常強硬，說醫生是被人惡意誤導，孩子也沒有生病，所有的驗傷單、照片都與事實不符；說老師們都對張生很好，不可能打這麼用力，根本不會成傷；說棍子平時是用來敲打講桌和黑板，本來就快斷了，那天打到斷只是湊巧的；還說校長曾經利用發糖果的機會特別觀察，判斷張生根本沒有憂鬱的情況。後來學校甚至拿出張生在校和轉學以後的輔導記錄，強調張生得到的是「調皮搗蛋症」，不是「重度憂鬱症」。
學校惡招頻出
2006年年底法官問張爸爸，如果學校願意道歉，他能不能同意雙方和解。2007年1月9日開庭時，張爸爸跟法官說，他提告本來就不是為了錢，只要學校和老師願意向孩子道歉，他就接受和解。但法官大概也沒想到校長竟然激動的回答：「如果老師打一下、二下都不可以，要如何教小孩？學校拒絕任何道歉與和解。」
自從那次以後，校方就再也沒有派人出庭，開庭成了代理人戰爭，校方律師對張家用盡訴訟技巧攻擊。首先，由教務主任到地檢署告張爸爸誣告，後來檢察官作出不起訴處分，校方律師還是想盡辦法上訴，到目前為止，高檢署已經是第三次發回偵查，這個戰術的確讓張爸爸疲於奔命，承受極大的壓力。接著，律師提出病歷分析，指出其中醫師寫了15次「come c father」，意思是「comment by father（由其父主述），指控明張生不是自己接受診療，這一切病情都是張爸爸陳述的。
當我們把這份分析給醫生看時，醫生驚訝地說c是with的縮寫，「come c father」意思是病患與父親同來，這是醫學界的標準用法，作分析的這個人一定沒有任何醫學知識。然而，就是這份胡扯的分析，成功地拖延了三個月的訴訟期間。說穿了，學校就是要增加我們的訴訟成本，而他們的律師費反正有公款（納稅人的錢）支出，請律師後學校更省事，只要磨到我們打不下去，學校就贏了。
顢頇的校園文化
就在2007年6月15日預定宣判日前的辯論庭上，又發生了一件事，校方律師突然拿出幾張影印紙，說是孩子小學時候的輔導記錄，說張生與人相處人際關係早就有問題，而且在本次事件之前，就與老師有對立不服從的情況存在，張生是獨子，父母非常的溺愛等等。於是，原本滿心期待判決結果的我們，意外地接到通知說宣判延後。
法官決定要二重國中提出小學記錄的原本，但是再開庭時，校方律師沒有來；又開庭，學校說記錄已經移給轉學的學校；8月14日調到記錄了，但是答應要來說明的導師卻沒有來。終於，法官決定不再調查證據，確定8月31日宣判。
張生現已國中畢業，就近選擇一所高職升學，正在努力脫離憂鬱症的陰影。寫這篇文章時，距離宣判日還有八天，儘管判決可以還張生公道，學校也可能繼續上訴，走完纏訟的漫長之路，即使最後國賠勝訴確定，也賠不起孩子已經受傷的心。但若沒有國賠來確立「不可體罰」的價值，顢頇的校園文化要如何改變？
● 二重國中國賠程序大事記（不含刑事訴訟開庭）
94年8月9日 送出起訴書
94年9月6日 原告張姓學生出庭作證
94年9月29日 教師葉鴻美、孫慈敏、蔡苡芝出庭作證
95年12月19日 提出民事準備書狀(一)，說明原告復原情況
96年1月9日 提出民事準備書狀(二)，被告拒絕和解，強調如果不能體罰，老師無法教學生。
96年2月27日 提出民事準備書狀(三)，對原告輔導記錄表示意。
96年3月27日 提出民事準備書狀(四)，提出醫師鄧惠文書面意見
96年5日1日 醫師鄧惠文出庭作證
96年5日29日 言詞辯論，提出言詞辯論意旨狀。
96年7月10日 再開辯論，提出言詞辯論意旨狀（續），法官命調小學輔導記錄原本。
96年7月19日 提出言詞辯論意旨狀（二），被告主張導師孫慈敏會到庭說明輔導記錄。
96年8月14日 傳導師孫慈敏未到，再開辯論終結。
96年8月31日 宣判
製表/人本教育基金會秘書處
【記者胡慕情整理報導】去年花蓮縣中城國小老師林玟妝責打阿美族黃姓學生成傷一案，經花蓮地方法院以簡易庭判決傷害罪，減刑後應執行40天拘役，可易科罰金，只罰4萬元了事。家長與人本基金會質疑審理過程不公，決定上訴到底。
人本：案情疑點重重
人本基金會屏東分會主任張萍與秘書林盈潔調查訪談關係人士，發現案件疑點重重。張萍說，林玟妝95學年度第一學期擔任5年忠班導師，對作業沒交或教不會的學生經常鞭打。開學時，首先使用「愛的小手」，打壞一支後改換藤條。使用藤條時發現教室有金屬長棍，便說「以後藤條壞掉就用這個！」後來藤條打壞，果然改用金屬長棍。
黃生母親因為發現作業簿未批改，於學期中10月23日、30日、11月21日共寫3次連絡簿詢問。結果11月22日林玟妝看完聯絡簿後，對黃母一再質疑非常生氣，要求黃生去別班上課。回到講台見黃生在教室外徘徊，竟將連絡簿摔向走廊。
課輔時，林玟妝表示「明天要背論語」，並問黃生要背哪裡？黃生回答第11頁。林玟妝說：不行，且規定黃生要背11到15頁。先前曾被林玟妝懲罰，黃生的屁股已淤青，隔天論語背不出來時，黃生無法忍受，跑至走廊；林玟妝要黃生回教室，承諾回教室就不打，但黃生依然受罰。
黃生實在太痛，跑到隔壁孝班後門外走廊，林玟妝追打，隔壁班全班同學都看見，但孝班導師叫同學頭不要看。被追打回忠班教室後，林玟妝要求三位身材高、力氣大的同學控制黃生，並問全班同學要打黃生幾下？有人回答11下後，林玟妝開始鞭打。
黃生母親發現黃生屁股淤血嚴重，緊急帶往玉里榮民醫院急診驗傷。急診處醫師歐嘉文一開始以為是家暴，但這已是他診察的第3件中城國小學生體罰傷害。林盈潔說，黃生雙臀淤血20×15公分、背10×0.2公分2處，左上臂至手背多處受傷，右臂至前臂有3處，左髖4×2公分瘀血，右後大腿也有。林盈潔質疑，黃生只因作文寫在白紙及未背論語等細故，為何要遭受導師連續兩日以鐵棍責打並追打出教室，讓全班成為暴力的「目睹兒」、教唆學生妨害他人自由？
家長：盼還事件原貌
因林玟妝連2天打傷學生，法官一開始分別判林玟妝拘役40天跟50天，但又說林玟妝犯罪時間在96年4月24日以前，符合剛通過的減刑條例，所以可減半並易科罰金；張萍不解，減半應是45天，法官為何可以自行裁量將尾數5天減掉？
根據判決書上，減尾數是因為「審酌被告身為國小之教師，縱然其認為係為督促學生按時繳交作業得對被害人施以懲戒，然其所使用之方法實已超出法律容許之範圍，所為未能達到教育目的，反使被害人產生恐懼之心，造成被害人學習之阻力，然審酌被告之動機、行為後自始均坦承犯行，且已對其所為深知悔悟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但家長無法接受的是，偵訊完畢聽到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人本基金會與家長就立即反對，以提告的公然侮辱及妨害自由罪未獲調查，且雙方未和解為由，向花蓮地方法院簡易庭聲請依通常程序審理此案。但卻被庭長以「可免『積極負責，用心教學』」的老師因求好心切的錯誤，面臨通常程序審判的壓力駁回。
黃生父母表示不在乎刑期長短，也不希望老師被關，但認為判決應還原事件原貌。張萍認為，判決代表林玟妝確實受司法及教育行政體系的保護，且製造兒童人權城鄉差距。
諮商師陳麗美表示，暴力帶來的傷害遠想像中還大，後遺症相當多樣，具原住民身份的黃生是社會弱勢，此次判決恐怕將留下陰影。希望社會重視後山兒童也有人權，呼籲二審法官明察秋毫，調查中城案真相，讓公正的判決還孩子公道。
－花蓮中城國小體罰案上訴記者會
◎人本教育基金會新聞稿 2007/08/30
95年12月12、13日花蓮縣中城國小老師林玟妝責打阿美族黃姓學生成傷一案，經花蓮地方法院以簡易庭於96年8月2日判決傷害罪，共處九十天拘役，給予減刑後應執行四十天，並得易科罰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一日。也就是說林老師把學生打傷，還能被減刑，結果只罰四萬元就了事。
如果整個過程都公正處理，應該調查的都有調查，真相清清楚楚，即使法官心裡上是站在老師那一邊，我們也沒有話講，但整個審理過程卻都不給人正常的期待，明顯偏袒林玟妝，因此這種判決結果令人不服，我們一定要協助上訴到底。
一、 老師教唆同學壓住黃生讓老師打一事為何不用起訴？
黃姓學童因作文寫在白紙上及未背論語等細故，遭導師林玟妝連續於12、13兩日以鐵棍責打，13日早自習時並追打出教室兩次，進教室後再教唆三名同學分別按手、壓肩、掀開衣服，以強制力量壓制受害學童讓其繼續以鐵棍鞭打，中途還問全班「夠不夠？」，期間又「重來」、「Double」...。其犯罪手段之殘忍，能因其「老師」身份而淡化嗎？
這不僅使黃生身體受傷、讓全班成為暴力的「目睹兒」，教唆學生妨害他人自由更是不可原諒。林老師自己都承認了，儘管辯解原因說是要避免傷到其他部位，簡易庭開庭時，蒞庭檢察官就此聲請追加公然侮辱及妨害自由等罪，但法官為什麼要當庭擋下來不讓檢察官追加？這難道不是偏袒嗎？
二、 到底打幾下？為何只採認老師說法而不調查？
黃生家長告訴法官黃生前後被打一百多下，而林老師在偵查庭、刑事簡易庭及玉里鎮調解委員會，均稱只有打十幾下，不到二十下；對於這個足以影響刑度的差距，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花蓮地方法院為何就是不調查清楚，又為何只採信被告林玟妝說法？
根據本會訪談目擊者之紀錄顯示，光是最後一段打屁股就打了五十幾下，遑論之前追打出去兩次。打十幾下能把屁股打成淤青20×15cm外，全身還有十餘處傷痕嗎？法官全憑被告林玟妝說法量刑，難道不是偏袒？
三、為什麼打傷人還能減刑？
因為12日及13日連續兩天打傷黃生，法官一開始分別判林玟妝拘役四十天跟五十天，但是說林玟妝犯罪時間在96年4月24日以前，符合剛通過的減刑條例所需條件，所以都減半了還可易科罰金，減半後本應是四十五天，法官又自行裁量把尾數五天減掉，因此變成四十天，為什麼呢？
判決書上寫：「審酌被告身為國小之教師，縱然其認為係為督促學生按時繳交作業得對被害人施以懲戒，然其所使用之方法實已超出法律容許之範圍，所為未能達到教育目的，反使被害人產生恐懼之心，造成被害人學習之阻力，然審酌被告之動機、行為後自始均坦承犯行，且已對其所為深知悔悟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深知悔悟的人會誠實面對自己做過的事情，只承認打十幾下而且至始至終沒有向受害學童道歉的人，算是坦承嗎？究竟悔悟了什麼？
真不知道連打幾下都沒調查清楚，檢察官如何認定林玟妝「行為後自始均坦承犯行，且已對其所為深知悔悟等一切情狀」法官為何只記得立法院剛通過減刑條例，就不記得立法院也剛通過立法禁止學校體罰？這難道不是偏袒嗎？
四、為什麼只開一次庭又只傳被告就好？
偵訊完畢時聽到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我們立即反對，並以我方所提告的公然侮辱及妨害自由罪未獲調查，且雙方未和解為由，向花蓮地方法院簡易庭聲請依通常程序審理本案，受理法官覺得有理由寫簽呈欲改由通常程序審理，卻被庭長以『可免「積極負責，用心教學」的老師即被告因一次求好心切的錯誤，立即面臨通常程序審判的壓力。』為由駁回，花蓮地方法院院長則批示：『…可以卷証逕予論處。請參酌庭長意見。』
這就難怪簡易庭法官總共只開庭一次，且僅傳被告林玟妝出庭，而最後是這種結果。庭長怎麼知道林玟妝是「一次求好心切」？如何調查出來的？這樣未審先判難道不是偏袒嗎？
五、期盼兒童人權沒有城鄉差距
受害學童之父母於8月初收到判決後十分痛心，並表示：「他們不在乎刑期長短，也不希望林老師被關，只希望判決能還原事件原貌，還他們全家清白。」
但此一草率判決只代表林玟妝老師確實受到司法及教育行政體系的盡力保護，她打傷人被告發卻像是她受害一樣，公道何在！
我們必須公道的說，這樣的案子如果發生在都會區，絕不會是這樣的結果，如果發生在中產階級家庭，也絕不會是這樣的結果，這樣的判決絕對是一個製造兒童人權城鄉差距的判決。
後山的兒童也有人權，絕不能如此被輕忽與漠視，我們呼籲二審法官能明察秋毫，調查中城案真相，讓公正的判決還孩子公道。
羅德水（教師）
自從去年底立法院將「零體罰條款」納入「教育基本法」之後，有關體罰之定義，以及教師如何管教學生等問題，引起各方普遍的關注。
在各界殷切期盼之下，教育部終於在日前依「教育基本法」附帶決議之規定，公布「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草案），並對「體罰」做出做出如下定義：「本注意事項所稱體罰，係指教師於教學或教育過程中實施懲罰，而該懲罰是採用讓學生身體疼痛或身體不舒服的方式來執行；其中除由教師本身施加者外（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等），若基於懲罰之目的，而由教師命學生自行為之者（如交互蹲跳），亦屬之。」教育部同時呼籲教師「發揮教育專業，增加有效教學與輔導相關知能，來發展非體罰的管教方法。」
筆者雖然樂見教育部對體罰做出定義，不過，檢視教育部上揭定義，教師究竟如何管教學生實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以免基層教師動輒得咎無所適從。
依前述解釋，教育部顯然對所謂「體罰」做了最廣義的定義，按教育部定義，只要教師對學生的懲罰是採用「讓學生身體疼痛」或「身體不舒服」的方式來執行，就算是體罰。問題是，所謂「身體疼痛」或「身體不舒服」均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此一定義充其量只是重申了「教育基本法」中「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的規定，離各界企盼主管教育行政部門能進一步為體罰做出明確的操作型定義，顯然有不小差距。
吾人的疑慮也正是，教育部為體罰所劃下的紅線，是否能明確的區隔「非法的」與「適法的」管教方式？若否，未來師生、親師之間，因輔導管教問題衍生之紛爭勢必層出不窮。
舉例來說，若學生於課堂上之言行已嚴重影響教師正常教學工作，教師為了進行正常教學，在口頭勸誡無效之後，責令學生在教室後方罰站5分鐘，此一管教措施雖係教師為導正該行為偏差學生，以及維護全體學生受教權所採取之必要手段，但「罰站五分鐘」仍極有可能使得受管教之學生產生「身體疼痛」或「不舒服」，若此，此一管教措施究竟適法與否？若該名學生以「身體疼痛」或「身體不舒服」為由申訴、舉發，教師是否應受懲處？
再如，體育老師為達增加學生體能之教育目的，在考量比例原則並顧及學生身體狀況後，難道不能要求學生進行交互蹲跳與跑操場？所謂「基於教育之目的」與「基於懲罰之目的」的分野何在？由誰來定義？
凡此種種，在在顯示教育部草擬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對體罰的定義不僅未臻明確，且未充分考量教學現場可能發生之各種情境，甚至有將體罰成因全部歸責於教師之嫌。而這顯然不是一個再三宣示要求落實零體罰的主管機關應有的態度。
事實上，誠如吾人反覆指出的，教師雖有輔管學生之義務，但國家亦不能逃避其應負之責任。我們以為，既然教育部已對體罰做出如上的寬鬆定義，即應相對改善基層教師在教學與輔導管教學生時所面臨的問題。例如：增置各國中小專職諮輔人員、降低每班學生人數、減少教師授課時數等，以改善多數國中小教師既要忙於教學、又要兼辦行政業務、如今又有誤踩體罰紅線之虞的壓力。
此外，值得討論的是，當前全國各中小學依「教師法」第17條之明確授權，於各校校務會議所通過的「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與教育部前揭「注意事項」之間的法律關係為何？目前各校自訂之輔管辦法內容是否受教育部「注意事項」之約束？若否，教育部訂定此一「注意事項」之意義何在？筆者以為，在零體罰納入教育基本法規定後，教育部應擬具教師法修法版本，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訂定（或與全國教師會協商後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以免各校莫衷一是、徒增紛擾。
最後，在管教問題備受各界關注的今天，筆者仍要不厭其煩地為大多數兢兢業業的教師說句公道話：現階段還以傳統打罵方式管教學生之教師，其實已屬少數，大多數教師也都願意以更為專業適法的管教措施輔管我們的孩子，企盼各界要求教師落實零體罰的同時，能同步要求各級主管教育行政部門，以更為具體的行動支援教師在教學現場面臨的困境。
這一切或許就從督促教育部重新對體罰做出明確、可執行的定義開始吧！俾使基層教師對於輔導管教有一明確可循之處理原則，從而落實零體罰的理想。
2007/02/01
【聯合報／記者薛荷玉／台北報導】
「你怎麼這麼笨？」、「你是豬嗎？」這類用語都將算是「體罰」。教育部昨天指出，去年底立法禁止體罰後，不只是打學生、蛙跳也被禁止，也不得再對學生心理傷害，違反的教師可能被處警告、申誡不等的處分。
訓委會專門委員傅木龍昨天指出，對學生言語侮辱、傷害學生人格權也算是體罰，「老師會用笨、豬來說其他的成人嗎？小孩也是人，對成人不能說的，對小孩也不能說。」
傅木龍說，未來如果毆打學生成傷的，將依民法、刑法課刑；打手心這類無法驗傷的身體傷害，或言語上的侮辱，教育部將訂出一套「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明訂各種傷害應予申誡、警告、小過、大過不等的處分。
教育部三月起開始零體罰的種子教師、督學培訓，六月底前訂出明確體罰定義，並與全教會協商完成、訂出學生偏差行為及對應的適當管教方式表。這段期間內，校園內如發生體罰情事，可撥教育部專線（○二）三三四三八七○七檢舉。
有國小老師聽到教育部體罰的新定義，不禁反問「如果說學生像三隻小豬中的老大一樣懶惰，算體罰？杜正勝說的總沒錯吧？教育部也管得太細了吧？」
但也有台北市的國小老師說，「現在家長盯得很緊，老師根本不敢罵學生，講學生最重的話，大概是『我真不知道你的腦袋裡在想什麼？』」
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在去年十二月底完成立法，使我國成為全球第一百零九個禁止體罰的國家；教育部目前正和全教會協商，要訂出一套體罰的定義，截至目前的共識是，除了由教師施加的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屁股屬體罰，教師命學生做交互蹲跳、蛙跳也算體罰。
那罰站行不行、打掃教室行不行？教育部訓委會常委柯慧貞說，基本上不建議老師採取罰站等處罰手段，若真發生，還必須視罰站的情況是否經民主程序、比例原則、符合教育目的性等原則，認定是否違法。
學生不能打也不能罵，擔心老師氣出病來，教育部決定設「老師的張老師」—教師諮商輔導專線，提供老師心理上的關懷與支持。
全教會副理事長楊秀碧指出，教育部應儘快把「可以」與「不可以」的管教方式明確列表，中間的模糊地帶再以是否符合教育目的性等原則來規範，以免教師無所適從。
【2007/02/01 聯合報】
◎盧貞穎
瓊恩都倫（Joan Durrant）是聯合國秘書處受報計畫的NGO顧問，祖籍加拿大。身為兒童臨床心理學家，她曾發表許多關於兒童受虐、體罰、管教以及父母教養的論文著作，多年的研究結論是—體罰會對兒童身體與心理造成長期傷害，因此基於對於人權的信念，她在加拿大及國際上力倡終止使用體罰。她同時也被國際肯定為「瑞典經驗」的首要專家，曾研究瑞典終止體罰的成功經驗，探究立法等措施如何改變社會對體罰的看法，並加以推廣。在人本教育基金會主辦的「終止體罰國際研討會暨聯合國兒童受暴研究報告台灣發表會」中，她為與會者介紹了瑞典反體罰的成功經驗。
都倫教授說，瑞典是全世界第一個立法禁止體罰的國家，包括學校、家庭以及所有照顧兒童的機構都禁止對兒童的體罰，至今已有二十五年。瑞典經驗讓我們更能瞭解到禁止體罰背後的理念。以下就從瑞典廢除體罰的歷史背景談起。
瑞典在一九二八年禁止中學體罰，那時瑞典教師將不使用體罰視為一種挑戰而非問題，經過一年的實驗期之後，所有學校都同意，它們不再需要以體罰作為管教學童的方式，教師們則在後續的禁止體罰議題中，成為倡導者的角色。一方面，校園中實行的零體罰教養方式，可以實際提供父母參考；另一方面，教師也帶領父母及教育機構重新思考兒童學習的過程，讓他們瞭解確實可以透過非暴力的方式來教養兒童，體罰是不必要的。
「我們通常會覺得，教師比較不容易贊成廢止體罰，但是，瑞典教師反而成為廢止體罰的倡導者，因為他們當時抱持著這樣的想法：『父母把孩子交給我們，我們每天的責任都無比重大，因此我們更應該用更有效的、非暴力的方式來教養兒童！』」都倫教授表示，這樣正向的態度，給世人帶來莫大啟發。
全球第一個零體罰立法國家
一九五七年，距今五十年前，瑞典政府決定修改刑法，使照護者施行體罰無法成為傷害罪的抗辯理由。這個改變非常重要，當時人們對兒童的學習發展有了更深的瞭解，所有研究都顯示，體罰對兒童的學習沒有幫助，有更多好的方式來管教兒童。其實，瑞典社會大眾一開始並沒有很支持全面禁止體罰，但是瑞典政府抱持著「我們應該站在民意的前端，透過法律教育社會大眾」的態度，堅定執行新立法。接著在一九六○年代，除了學校之外，兒童照顧機構、感化院和觀護所的體罰都很快消弭了。
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一個父親毒打三歲的孩子，卻被瑞典法院判定無罪。這個判決引起瑞典人民的公憤與抗議！依法，學校和照護機構都不能體罰，刑法法令也適用於兒童，但是親職法並未禁止體罰。這個事件讓社會大眾及政府當局更重視兒童權利概念的推廣，因此瑞典法務部於一九七七年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主要目的是讓社會大眾瞭解兒童應擁有的權利，也針對所有的法令都做進一步的檢視，尤其是在民法當中親職監護法的規定。
一九七八年，瑞典兒童權利委員會提出清楚的聲明，指出包括父母、教育以及所有場域中，應禁止對兒童體罰。在成人根深蒂固的觀念中，總認為自己有權「管教」兒童，但是委員會希望進一步澄清這些想法，確立兒童應有的權利。此聲明一九七九年在國會中獲得不分黨派的支持，以百分之九十八的贊成票通過，從此，瑞典全面禁止對兒童的體罰及羞辱。
按照瑞典親職監護法規定：「兒童有權利受照護、保護和妥善撫育。兒童作為獨立的個體及個人，應被尊重對待，不得被體罰或遭受其他任何羞辱對待。」這條法律，在當時是全世界前無古人的，並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遵循，瑞典人認為這麼做是正確的，所以就這麼去做。
民眾積極配合立法
瑞典在一九五七年後廢除刑法中父母體罰兒童的權力，但是到一九六五年還有五○％以上民眾認為體罰是可允許的，表示當初瑞典政府並沒有等到民眾全部支持零體罰後，才來改變法律。
透過全面禁止體罰的法律改革，帶來了零體罰的新思維，民眾的想法也開始漸漸改變，在一九九四年只有百分之十的民眾還正面支持體罰。都倫教授表示，綜觀這四五十年來，瑞典民眾的態度大大改觀，主因就是法律的訂立。如果總想先做宣導工作，沒有改變法律，民眾仍多會採取觀望的態度，若法律還允許體罰的發生，民眾的態度怎麼可能改變？瑞典的例子讓我們瞭解，各種法律上的改革，如果馬上配合相關宣導，民眾態度可以很快的轉變。
統計發現，一九七一年時百分之百的瑞典小孩都有被體罰的經驗，事實上，在一九○○年之前，瑞典生活非常困苦，不管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小孩都經常被打，被毒打的情況也很常見。在法律改變後，我們發現二○○○年之後，小孩被體罰的經驗變得很少，只有百分之十一；有被棍棒等物品打過的孩子，在一九七四年還有百分之十幾，到二○○○年後幾乎沒有了。被體罰經驗的明顯減少，可看出師長的觀念大大的改變了。
但是，瑞典的嚴重暴力行為有減少嗎？這是較難統計的問題，在此我們以虐待小孩致死的情況來做觀察。在孩童的死亡原因中，有許多孩子是在父母意圖管教的狀況下受虐致死的，在加拿大每年有三十個孩子是這樣死亡。
我們知道，打小孩可能造成小孩受傷甚至死亡，或者在體罰後，孩子還反抗或沒有改變行為，師長可能會再用更嚴厲的體罰，孩子就更可能因為嚴重的傷害而死亡。體罰有很多狀況是因大人在管教上遇到挫折，自己煩躁不堪，或是因為小孩不知道怎麼樣跟大人溝通，孩子不懂或是做不到大人的期望，大人以為孩子不肯合作而發生。這些大人以為用打的可以解決問題，就越打越重，造成孩子不只是受傷，還可能因此死亡。
都倫教授說，自從一九六○年代全面禁止體罰之後，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間，瑞典全國還有五個孩子是因為管教虐待致死的，而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年的十五年間，則沒有一個孩子因此死亡，這在國際上是很值得驕傲的成就。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間有三個孩子因此死亡，一九九六至二○○○年間則有一位，到二○○○至二○○三年，沒有一位孩子因管教受虐死亡，這些數據在國際上也是很低的。因為知道管教過當可能致死，所以瑞典根本在法律上禁止體罰行為，完全的避免管教兒童致死的悲劇。
幫助學校、家庭做到零體罰
另外，法律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要讓相關機構更重視防範措施的實行。一般社工人員在面對家庭時，多以家庭完整性做考量，通常是到孩子嚴重受傷時，才有社工員介入將孩子帶離家庭。而當法律宣示體罰不被允許時，相關機構就可以在體罰、虐待的狀況還沒很嚴重時，及早介入，用支持性的方法給家長和孩子輔導。若沒有明確法律的宣示，有時鄰居親友甚至是社工員都是愛莫能助的。
我們也發現，在法律改變之後，社福機構採用了更多預防性的方法。例如在一九八二年間，瑞典兒福機構仍多採用將小孩帶離家庭的長期安置方法，到一九九五年後，離家安置的方式減少了，有更多支持性的在家輔導措施。
因為法律上的改變，社工人員可以直接告訴家長體罰是不被允許的，讓體罰不會越來越惡化。這些家庭可以接受社工機構的輔導，讓他們更懂得怎麼處理管教問題，家長知道孩子不會被帶離家庭，而且還可以從社工機構獲得協助，也更願意告訴社工人員家中的困難。
除了社工人員，契約家庭（contract family）和學校也可以扮演協助的角色。契約家庭可以支援這些家長，幫忙照顧小孩，讓家長得到喘息的機會，家長較不會因為暴躁疲倦而發怒，造成體罰孩子成傷的結果。學校也很適合提供協助，因為學校老師可以從孩子身上很快的瞭解到家庭的狀況，也有很多機會直接與家長溝通，明確的告知家長體罰違法，轉介社會機構協助，讓情況不會更惡化。
法律改變之後，其實也增加了民眾舉發小孩受虐待事件的比例。因為體罰這種行為即是暴力犯行為，鄰居和親友能夠更及早的去舉報，透過這些通報可以提供給孩子保護，並且讓教師和家長能夠得到所需要的協助。
通報比例增加了，是否有更多的大人因體罰被通報，進一步被起訴呢？統計顯示類似案件被起訴的人數並沒有提高。若說通報的數目提高，起訴的數目減少，這代表有很多社會福利機構介入了，讓父母或需要協助的施暴者，在接受協助之後改變行為態度，預防了嚴重甚至必須起訴的結果發生。
學校也是重要的預防支持性機構，對孩子和父母亦然。有的學校會教父母親子關係，給兒童適當協助的方法，也會在教室當中教兒童一些法律觀念以及他們的權力，所以孩子也知道未來長大之後，為人父母或為人師時，不能夠對兒童施暴。
這些預防措施也是政府原先立法的本意，它希望學校與家庭都能成為安全教養兒童的生活空間，如果法律仍允許體罰暴力的話，就沒辦法達到預防的效果。
青少年會無法無天管不住？
很多人會擔心，沒有體罰之後，小孩是不是更不容易教養？是不是會有更多失控的行為？他們認為，有時候體罰才能讓孩子乖乖的。在這裡，我們來實際看一下孩子的行為有什麼改變。在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尚未立法前及立法後，青少年犯罪反而降低了！此外，不管是在吸毒或是毒品交易方面都有顯著的減少，瑞典在經過了這段時間之後，青少年使用毒品的比例已經降到不到百分之一。
認為體罰是重要管教方式的人，看到這個數字應該會很驚訝。這樣的結果顯示，打小孩是不必要的，在立法上給父母或是教師打小孩的權力更是不必要的。
事實上，體罰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問題。體罰讓兒童更具有侵略性，有更多心理問題、酗酒問題，長期來看，體罰對兒童是沒有幫助的。都倫教授認為，在過去六十年間，幾百項的研究調查都顯示這樣的結果，使用體罰會對兒童在社會化過程當中，造成更大的困難。立法禁止體罰，將使很多新的、有建設性的教養方式有機會被發展出來，讓孩子知道怎麼樣自我管理，不再是因為對體罰的恐懼。
【原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11期】
新聞：立法院於12月12日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第8條及第15條條文修正案」，明定國家應保障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校園零體罰」條款公告生效後，台灣成為世界第108個禁止校園體罰的國家。
解析一：在媒體大篇幅報導下，近年來，有關校園體罰事件，確實屢屢成為社會關注焦點，要求落實零體罰的呼聲不曾間斷，為了回應這樣的民意，立法院乃於95年12月12日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將零體罰入法。
雖然有不少教改團體與家長認為，「零體罰入法」是保障學生人權的具體作法，不過，我們以為，徒法不足以自行，欲落實零體罰，仍有待各界共同努力。
首先，教育部應儘速對體罰做出明確定義：按教育基本法之規定，所謂「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係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條文並未對何謂體罰做出明確定義，然而依教師法第17條之規定，教師又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以此觀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若無法釐清何者為體罰，何者為適法的管教方式，或恐將增加學校與教師管教學生時之困擾。
其次，教師應提升專業知能：雖然部分媒體每每刻意渲染體罰事件，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隨著威權體制的崩解與民主化，目前仍以體罰方式管教學生的老師比例極低。即便如此，我們也同意，所有教育人員應多方充實諮輔知能，並以更為專業的方式管教學生。
再者，家長應導正價值觀：體罰在台灣有其特殊之結構因素，從每當有校園體罰事件見諸報導，總會有家長聯名為老師陳情背書，甚至出具所謂「體罰同意書」以為憑證，可見一斑。我們呼籲，親師都應體認，關於孩子，親師是長遠的伙伴關係，為了維護學生受教權，親師之間應以孩子為中心進行理性溝通，並且共同找出對孩子最為有效的管教方式。
最後，行政部門應做教師的後盾：我們主張，落實零體罰不僅是教師單方的責任，教師有管教義務，國家更有其支援的責任。在完成零體罰入法之後，立法院應進一步修正國民教育法，比照「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之標準，增置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以減輕國中小教師沈重的教學與輔管學生壓力。
（台北市教師會）
解析二：今年底立法院終於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第8條及第15條條文修正案」，明定國家應保障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校園零體罰」條款公告生效後，台灣成為世界第108個禁止校園體罰的國家，這是在校園人權上的一大進展，不但彰顯了學生的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同時明確規範國家的責任。
「零體罰」是許多民間團體推動多年的目標，在過程中不斷引起社會上兩極的意見，特別是「體罰」的定義為何、與「處罰」之間有何差異等等更是爭議不斷，也有不少人認為老師不能體罰就沒辦法「管教」學生的偏差行為了，因此，法條的通過恐怕還無法真正禁絕校園內體罰或者不當管教行為的發生，甚至於，在立法院通過零體罰的那天早上，就有一名花蓮的小學生被老師打得屁股開花、慘不忍睹。光靠法律不能解決問題，但是立法確實是一個好的開始，可以使教師們開始思考如何使用更專業而友善的方式來教育學生，也促使社會往更尊重人權和理性的方向進步。
另外，2006年度的重要學生人權新聞還有：「國中小新生操行成績取消」（7月31日）以及「北市開先例 國中小申訴會增學生代表」（11月7日）。實施了數十年的國中小操行成績將逐步廢除，改由以陳述正面具體事實的「日常生活表現檢核表」代替；而台北市的國中小申訴委員會中則必須有學生代表，即使是小學生也可以依法成為申訴會委員。跟零體罰政策一樣，取消操行成績的評量也是受到許多家長和校長老師們的質疑，憂心可能因此失去了一項管教工具，將學生的操行簡化為分數其實是偷懶而荒謬的作法，根本無法貼切而真實的表達出學生的行為表現，而人的行為也不能夠只是靠外在規範來約束，應該創造使行為主體──學生，願意實踐和主動追求合宜行為的內在動機，並且給予相對的信任、尊重和表達的機會，在國中小申訴會中加入學生代表的席次，也是此一價值的展現。
（中學生學生權利促進會）
【聯合報／記者薛荷玉／台北報導】
校園體罰在去年底立法明令禁止，教育部昨天提出更明確的體罰定義，除了由教師施加於學生的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屁股等，由教師命令學生自行蛙跳、交互蹲跳、罰站等，也都算是體罰。
教育部訓委會常委柯慧貞指出，有關蛙跳、交互蹲跳也算是體罰的定義，已與全國教師會溝通並取得共識，未來只要是這類會對學生身心造成傷害的行為，不管是教師施行、或令學生自為，都算是體罰，老師不要以為沒有「碰」到學生就不算體罰。
至於罰打掃教室、打罰廁所算不算體罰？柯慧貞指出，先要看處分與犯錯是否相當、再看處分有沒有教育意義，如果學生惡意把廁所弄髒，老師可以要求學生掃乾淨，但不能罰他掃到三更半夜，且必須適時、適量，不能影響學生上課。
在昨天的全國教育局長會議中，也有教育局長反映，指對體罰學生的老師記大過處分，老師訴願後，原處分卻遭教育部撤銷，說是應該記小過，造成學校執行處分的困擾。
教育部長杜正勝指示所屬，儘快對施行體罰的老師行政處分裁量，訂出一套比較明確的標準，供地方參考。
立法宣示零體罰後，許多老師也反映班上有行為偏差孩子難以管教、甚至影響全班上課秩序；教育部也承諾，今年將增加學校聘請心理師、社工師的補助經費，用輔導、教導來代替打罵。
【2007/01/23 聯合報】
羅德水（教師）
自從「教育基本法」納入零體罰條款，並於95年12月27日公布實施以來，各界對於落實校園零零罰，有高度期待。然而，誠如吾人多次申明的，若家長的價值觀無法同步導正，教師不能以更為專業的方式管教學生，甚至行政部門的配套措施遲遲難產，相關法案無法及時修正，光是「零體罰入法」，恐怕無法根本解決體罰的結構性原因。
其中，相關法規之修正，建議朝以下方向思考，期待下會期立法院重新開議後，排入議事進程。
首先，釐清體罰定義及管教界線：雖然此次「教育基本法」修訂第8條第2項條文如下：「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修訂第15條條文如下：「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惟上述修訂條文並未明確定義體罰與管教的法律意義，為免引起爭議，立法院又通過附帶決議如下：「為建立校園完整的輔導管教機制，以免因「禁止體罰」立法通過後，基層教師因管教學生動輒得咎、無所適從，或對學生輔導改採消極態度；同時避免校園中霸凌、恐嚇、勒索、偷竊等偏差行為因無法約束而危害學生及他人，致使「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十五條」修正案通過後，多數學生未蒙其利反受其害，教育部應與全國教師會於6個月內研擬完成「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並督促縣市政府完成訂定相關規定，俾使基層教師對於輔導管教有一明確可循之處理原則，同時避免本案通過對學校教育所產生之負面影響。
然而，光是這樣似乎仍然無法完成零體罰的配套工作，這是因為，在民國92年10月16日教師法修法時，廢止了原教育部訂定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改由授權各校校務會議自訂，沒想到立法院此次修法又於附帶決議中，要求教育部應與全國教師會於6個月內研擬完成「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並督促縣市政府完成訂定相關規定。未免治絲益棻，竊以為，有關「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之訂定，宜應回到教師法修法前之規定，即由教育部統一訂定，或與全教會協商訂定；另教育部在訂定辦法時，首應區別管教與體罰之界線，並注意「管教權法制化」與「訂定法定管教程序」兩大重點，若能如此，當能釐清管教與體罰之爭議。
此外，則應同步修正「國民教育法」：檢視「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之相關規定，均明訂高中職應設置「專任輔導教師」，相對而言，「國民教育法」第10條第4項則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設輔導室或輔導教師。輔導室置主任一人及輔導教師若干人，由校長遴選具有教育熱忱與專業知能教師任之。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另於第10條第5項規定：「輔導室得另置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
準此，「國民教育法」對於學校輔導室與專任輔導教師的規定，顯然於強度上比不上高中職，對於向來習慣選擇性執法的教育行政部門來說，約束力明顯不足，加上教育經費資源有限，導致「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之立法美意形同具文，因此，各縣市國中小輔導教師或兼任輔導行政工作之教師同仁，恐怕都有繁重課務與行政工作壓力，如何有餘力協助各班老師處理輔導管教學生問題？
我們以為，教師有專業管教的義務，政府的後勤支援同樣責無旁貸。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完成「零體罰入法」之後，接著應積極進行「國民教育法」的修正，增置國民中小學之專業諮輔人員；各縣市教育局在修法完成前，亦應擬定各種對策，改善教師的勞動條件，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史英
二○○六年12月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了這個法條：「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許多朋友說，這是台灣史上的里程碑，一定要寫點什麼，至少也要為將來留個記錄。
然而，到底要記錄什麼？我實在是非常猶豫：就我們這一代人而言，這並不是光榮的時刻。
為什麼呢？那就先來說，這個碑才剛立好就被砸得面目全非的事情。一群被選出來的代表，自認可以代表全國的老師，以「全國教師會」的名義，發出大量文宣，說這個法條並沒有「禁止體罰」，只是禁止「造成身心之傷害」—也就是說，立法歸立法，只要不造成傷害，儘管體罰沒有關係，和過去並無兩樣。
這實在令人哭笑不得，體罰而能夠不造成身心之傷害，那真的是要非常之「專業」；實在很難想像，到底怎樣才能體罰學生於無形，使其身體既無所感，心理亦無所覺？或曰，沒有感覺哪行？就是要讓學生感覺痛苦，但不要造成傷害。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要有「感覺」，但不要感覺到被傷害，或者還必須感覺十分幸福，以致於每次打完了都要大聲說「謝謝老師」。
順著這條思路往下走，到底怎樣才算傷害，就變得非常曖昧：打個耳光，有什麼傷害？耳朵還是聽得見啊！打得紅腫，有什麼傷害？過幾天不就平復而完好如初了嗎？跪在升旗台上，有什麼傷害？解散的時候，拍拍褲腿就回教室了，還可以「不帶走一片雲彩」。或曰，但學生的人格受到羞辱，心靈受到殘害，這會影響他的一生；然而，你要如何証明這種傷害真的存在？
如果是有形的傷害，現有刑法的規範也就足夠；但體罰和家暴一樣，基於種種原因，當事人不是沒有勇氣，就是沒有能力舉證。這之所以針對後者，要規定未經同意不得碰觸其身體；而針對前者，要在教育基本法裡宣示「學生不受任何體罰」。但經「全國教師會」歪曲以後，事情全都變了樣。這讓人不能不想起「我並不是不願納稅，但你沒有還我納稅權」和「我很願意納稅，但課多少就必須補我多少」：只要少數幾句話，讓少數幾個人不斷地說著，就能阻擋所有的改革於無形。
另外，就在這個法條通過的那幾天，花蓮玉里爆發了嚴重的體罰案。五年級的小孩，被鋁管打得混身是傷，而且是連著打了三天。第一天，是因為沒有寫作文；第二天雖然寫了，但沒有寫在指定稿紙上；第三天是背不出論語，雖然解釋前晚被爸爸直接接去工地而忘了帶那個小本的補教材，但老師說「不准講理由」。在這個過程裡，小孩一面用手護頭，一面喊著對不起；在這個過程裡，小孩一面求饒一面跑到教室外，老師說回到教室就不打，但回來後又打了一頓，如是者兩回；在這個過程裡，老師說，我這根棍子不是打人的，是用來打豬、狗、和白痴…
且不要管什麼體罰不體罰，立法不立法，有任何人能理解這是怎麼回事嗎？記者去到家裡，一看到小孩的臀部，就流下眼淚；聯合報刊出臀部的照片，舉國為之譁然，然而有班上許多家長連署要求老師留任，許多小孩唾罵受害者，說都是他害老師不能回來上課，而這位老師，只不過是被調為科任而已。有任何人可以解釋，我們這個國家現在的和未來的主人，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當然，老師的行為，並不是衝著體罰立法而來的，多少年來，一直就是如此；但也不能說立法沒有任何意義，也許就是因為通過這個法條，才引起媒體特別的關注，或者才讓家長或小孩比較敢站出來。而全國教師會逐漸喪失其理想性，而逐日淪為利益團體，大概也是多元社會之必然；也許從他們的強辭奪理之中，人們更能發現事實的真象。
言而總之，雖然反體罰廿年來，終於看到一個具體的成果，但是我們並沒有任何欣喜之情；反過來想，雖然前途還非常的茫茫，我們也毫無悲觀的權力。總而言之，無非還是「未成功，須努力」的那兩句老話。就讓我們把這兩句老話，刻在里程碑上吧！
【原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11期】
羅德水（教師）、李漢中（永嘉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立法院12日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明訂：「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此一「禁止體罰條款」通過後，立即引起正反不同的討論，贊成者認為，零體罰入法是保障學生人權的具體作法，反對者則對教師管教學生是否因此動輒得咎，以及學校處理校園霸凌等學生偏差行為時是否因此趨向被動消極，感到憂心。
無可諱言，近年來校園體罰確實屢屢成為親師衝突的焦點，然而，也應當看到，現階段仍然以體罰方式管教學生的教師比例其實早已大幅降低，絕大部分的老師也都願意以更專業的方式輔導管教學生。我們樂見各界保障學生人權之用心，問題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零體罰入法之後，學校與教師如何有效輔導管教學生？仍有待各界共同努力。
首先，教育部應對何謂體罰做出明確定義：按前揭教育基本法之規定，所謂「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係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條文並未對何謂體罰做出明確定義，然而依教師法第17條之規定，教師又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以此觀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若無法釐清何者為體罰，何者為適法的管教方式，或恐將增加學校與教師管教學生時之困擾，可以預見，未來師生、親師之間，因輔導管教問題衍生之紛爭勢必層出不窮。
這顯然不符「零體罰入法」之修法意旨，筆者以為，為落實教育基本法精神，教育部應依立法院附帶決議儘速與全國教師會研擬訂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明訂教師輔導管教的權限與體罰之定義，「讓體罰日落，讓管教日出」，俾使基層教師對於輔導管教有一明確可循之處理原則，以減輕本案通過對學校教育所產生之負面影響。
其次，增置專業諮商輔導人力：觀察中小學校園生態，由於資源投入之落差，設有專職輔導教師的高中職鮮少出現體罰相關問題，相較而言，各縣市國中小輔導教師或兼任輔導行政工作之教師同仁，在肩負繁重課務與行政工作壓力下，如何有餘力協助各班老師處理輔導管教學生問題？筆者建議，在完成零體罰入法之後，立法院應進一步修正國民教育法，比照「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之標準，增置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以減輕國中小教師沈重的教學與輔管學生壓力。
再者，重建互信的親師關係：隨著社會的進步，家長或社會輿論對「體罰」的看法確實有了明顯的改變，過去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下，許多家長為了學生成績是默許甚至贊成教師施行體罰，然而時至今日，以體罰管教學生的老師幾可說是人人喊打，也有部分家長動輒將教師的過當管教訴諸媒體，即便如此，每當有校園體罰事件見諸報導，也總還會有家長聯名為老師陳情背書，甚至出具所謂「體罰同意書」以為憑證。筆者以為，上述情形其實也恰恰凸顯了體罰問題背後複雜的結構性因素，從這個角度觀察，在家長認知與社會氣氛未完全隨之調整前，光憑零體罰入法是否就此終結校園體罰，顯然不無疑問。
筆者以為，為了學生成績鼓勵教師責罰孩子的家長，與限制教師管教孩子的家長同樣不智，站在教師的立場，最希望的莫過於是，親師之間可以就孩子的問題進行理性溝通，並且共同找出對孩子最為有效的管教方式。
最後，筆者必須再次提醒所有辛苦認真教學的老師們，教師有輔導管教學生之義務，並不意味教師在管教過當或體罰學生時有免於法律責任的權利，此次的零體罰入法雖無罰則，但早在「零體罰入法」前，教師若有體罰學生情事，學校或教育局即可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對教師進行懲處，亦需負擔民刑事責任，情節嚴重者，甚至可依教師法之規定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因此，作為一個專業教育人員，實應多方充實專業諮輔技巧與基本法律概念，在管教學生時，尤應注意是否符合教育目的？是否顧及學生受教權？管教行為是否符合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要領。
保障學生之受教權與身體自主權符合進步國家的作法，但社會的進步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在零體罰入法之後，對家長、教師、行政部門的挑戰，顯然才正要開始。
人本教育基金會新聞稿 2006.12.12
學生不能再被體罰了
慶賀台灣成為第109個立法禁止校園體罰的國家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案，今天下午經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繼蒙古國（外蒙古）在上週五（8日）通過教育法修正案後，台灣成為世界上第109個立法禁止學校體罰的國家。
（修正條文如下）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
『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
教育基本法第十五條
『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教育基本法修正條文第八條規定每一位學生都有不受任何體罰的權利，未來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公私立幼稚園、國中小、高中職、大專院校、研究所，以及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所規範之各類國民補習教育、進修教育及短期補習機構，不得以任何理由體罰學生，估計此次修法受益的學生超過530萬人。
「人性尊嚴」不容侵犯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因此警察不可以體罰嫌犯，僱主不可以體罰勞工，丈夫不可以體罰妻子，這個人人都有的基本權利，終於也被一體適用在學生上。
在此藍綠對峙的台灣政治氛圍中，教育基本法的通過將是人民共識的開始，更是值得慶賀的一天，期待朝野及政府民間各界一起向孩子許諾，我們依法共同保衛她們權利的行動也將隨即展開。
(作者：二重國中 呂碧蓮老師)
人是世間最脆弱的一根蘆葦，寒風與微霜都可以摧毀它，但是人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它能察覺外界的強大與自己的渺小 ,而關於這一切能摧毀它的力量卻是一無所知的，這是人本教育基金會網頁上一段令人動容的話。殊不知老師也是人，也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一根蘆葦，對於摧毀它的力量也是一無所知的。
近日二重國中瀰漫著一股低氣壓的氛圍，同事們因為體罰事件士氣低落，受冤屈的當事人悲苦莫名，原來老師也是根脆弱的蘆葦，也期待著人本的關注，最起碼也希望獲得平等的的相視，而不是被視為過街老鼠窮追猛打，甚而想置之於困境。更期待人本站在公平的立足點看待全局，而不是採學生一面倒之說。難道學生沒有任何護己之情，家長沒有任何偏頗之私？
在校園管教立法未明確之際，教師逾越了管教權，已向家長致歉，也受了校方申誡處分，尚不足以平息人本、家長之氣。索賠是家長選擇的方式，司馬昭之心似乎昭然若揭了，果真如此，孩子已淪為籌碼的工具，那真是價值觀極度的扭曲，也是孩子受傷最深的痛處，這才是貴會最應關心深究的部分哪！貴會如果在校園師生衝突中扮演調解的角色，讓師生互相寬容收場，貴會超然的立場必定會為教育界注入清流、消弭校園更多師生對立問題。
政治要和解共生，教育更需要和解共榮。貴會擁有崇高的教育理念及有效策略，歡迎貴會到國中辦理研習分享，相信教師願意虛心受教。倘視教師為寇讎，製造師生對立，打擊教師士氣，混淆學生價值觀，皆不是教育界之福。其實老師也是脆弱的蘆葦，期待貴會關愛的眼神。
(作者：二重國中 呂碧蓮老師)
致關心教育的人士：
（作者：本校音樂張如慧老師）
我是一位平凡的音樂老師，自認為在課堂當中，無怨無悔的對學生付出與教學，直到一年三班張生事件的發生，我對學校、對老師、對此事件ㄧ直很關心，對於 張生上課(音樂課 )的狀況，其實一直都很不穩定，在課堂中的狀況有上課遲到、說謊、欺負同學 …等等，並且，這些事情一直不斷的發生。
93年12月9日 音樂課程，班上其他 學生私底下一直跟我反應，張生一直會打擾他們專心上課，於是乎我決定在這ㄧ堂課程中，將張生換座位，讓學生學習自我調整，結果再換完座位之後， 張生即大聲咆哮說:「隔壁呂生很醜，我不要坐他旁邊，而且他又滿臉痘痘、醜八怪，我不要和他坐」，隨即又拿走呂生的課本，踢他的椅子。我了解當導師的辛苦，所以在班上我多會自行處理，減輕導師的份量，但是這ㄧ次，張生有這樣的在這種狀況之下，我一定要通知該班導師，讓他知道這位學生的行為已經有所偏差了，並請導師協助處理。而後，這個事情越滾越大，直至 94年6月 23日人本教育網站竟然出現一個斗大的標題『 2004新竹縣二重國中張如慧老師、葉鴻美老師案』，而且更刊登在 ”全國第一個以體罰為主題的知識性中文網案 ”裡面，看在我的眼裡，情何以堪 !
我只是一位認真教學的教師，這樣一個打大的標題，其他人看了也許沒有什麼， 但在我個人的內心，一切都是傷害，更是一種無形的傷害。也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身處於教育界的我，是很嚴重的一個委屈與汙辱。
今天，我只希望人本，希望學校，能夠還我一個清白。
張如慧 94/6/24
（作者：本校音樂張如慧老師）
重中一群無奈的老師 94/6/23
對於日前人本基金會召開記者會，指控新竹縣二重國中不當處罰學生一案，引起校內老師群情激憤，對於人本基金會向來只聽信學生、家長的片面之辭，就發佈不實的報導，不但有損相關老師的權益，更是再次嚴重打擊平日善盡職責的老師之士氣，另一方面也更証實，人本基金會已忘了它當初成立的初衷，人本基金會為了達到他的某些訴求，不擇手段去扭曲事實，打擊老師，再次讓全國教師唾棄人本的不恥行為。
時代在改變，大多數的老師也都知道要調整對學生的管教方式，那種威權時代，動輒痛打學生或不合理管教方式已不是目前校園的現況，更非全國教師所認同，但人本基金會向來打著維護學生權益之旗幟，行打擊教師之能事，甚至以先入為主之偏見，故意採用學生或家長的片面之詞，而且這些學生或家長大多數是另有意圖，人本就藉此機會成為幫兇，極盡能事地一再將老師妖魔化，造成的結果，就是讓老師如驚弓之鳥，動輒得咎，人人自危，當然，用心的老師們在士氣一再被打擊、事情一再被扭曲的情況之下，自然會盡量不要管教學生，以免那一天又成為人本炒作議題的犧牲品，我們的教育就在有心人士刻意操弄媒體的情況下被犧牲掉，如此一來是台灣教育之褔？學生之褔？抑或家長之褔呢？
其實，大多數老師也贊成人本維護學生權益，堅持校園零體罰的訴求，然而在目前管教辦法沒有明確規範之前，社會對零體罰的看法也未達共識之際，人本不惜犧牲自己的形象，在沒有查明事實真的情況下，就任意公佈老師的姓名與照片，在一向強調人權的法治台灣，連殺人放火的嫌犯在未被法官定罪前，都有戴安全帽確保隱私的基本人權，然而老師們卻必須赤裸裸的接受這種粗暴的民粹式報導，試問老師的人權又在哪裡？對於人本基金會此次在記者會所公佈的不實報導，我們亦保留法律追訴權。
關於張生事件發生早已經過半年之久，先前地方民代與上級長官早已經過相關調查與處置，老師們相信司法會是社會公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我們靜待司法將真相還原，老師們可以等待，只是心疼在這麼惡質的媒體與社會環境下， 如何讓孩子們可以安心不受干擾的學習？如何在渾沌不明的價值觀中找尋成長的方向？
致關心教育的人士：
作者： 孫慈敏 (此文作者：103班導師)
關於敝班張姓學生一事，有一些事必須澄清：
（一）一開學不久，我曾經電訪張家，得知張生一家最近才從台北搬下來。起初對張生的印象是他長得圓圓的，很可愛，又活潑好動，熱心幫忙。剛好教務處需要工讀生，因此就推薦張生去教務處當工讀生。之後，因為他上課很勇於發言，態度跟老師很親近，所以生物老師與輔導課國文老師都請張生幫忙，他也願意。可是，也許是與老師、同學漸漸熟了，張生逐漸在上課時不專心，愛吵鬧又愛欺負人，喜歡頂撞老師，對於自己的錯誤，推託又不承認，喜說髒話，開黃腔，嘲笑別人的缺陷。多次我在聯絡簿委婉地告知家長（ 93/9/30、10/6、 10/7、10/8、 11/1、11/2、 11/15、11/24、 11/26、12/1、 12/2、12/8），並曾請他父母到學校針對這些事討論有一小時之久（ 93/11/3日）。
（二）12/9（星期四）當天，上完音樂課，班上許多學生跑來告訴我，張生在音樂課不停吵鬧，屢勸不聽下，老師更換張生座位，張生被更換到資源班呂生的旁邊，張生不肯，大聲喧擾：「呂○○長那麼醜…××（髒話）…滿臉痘痘…醜八怪…我才不要和她坐。」並拿走呂生的音樂課本，還把呂生的椅子踢掉。音樂老師問張生為什麼要這麼說，張生回答：「她本來就很醜呀！」，呂生相當難過。之後，我責備張生不能用言語傷人，並要張生知道，每個人都是父母的寶貝，美醜自在人心，我輕捏了張生一下臉頰，提醒張生勿再用言語傷害同學，就算資源班的同學，也是她爸媽心中的寶貝，絕對不能再欺負資源班的同學，並希望張生改變用言語攻擊同學的惡習。當下與隔天校外教學，班上同學、教師皆看不出張生臉上有任何異狀，絕對沒有像張生父母所言「左下巴瘀青」。
當天放學後，學校有課後輔導，我則到舞蹈教室練瑜珈。不久，班上劉同學來找我，要我過去教室處理張生上課吵鬧一事。我穿著瑜珈衣服，跟去看，只見老師與張生對站著，老師走過來告訴我：「張生上課吵鬧，多次警告仍不聽管教。」因為課輔老師個性一向溫和，當天我處理張生吵鬧一事已三件（音樂課之前還有一件），我覺得張生實在太過份了，於是我叫張生書包收拾好，跟我到導師室，期間張生未發一語，我也沈默著思索該如何做。走進導師室後，等我坐定，我當著張生的面，打電話給張先生，並要張先生到學校來和我談談張生的事，但張先生說他沒空，於是我又約張先生於下星期一下午（剛好我沒課）是否方便到學校談一談張生一事，張先生又說他沒空。於是我和張先生在電話中談了約一個多小時，當時的我並不知情張生被處罰。
（三）12/10（星期五）敝校辦校外教學，張生仍開心與同學在遊覽車上高歌，一直罵人（你吃屎、你吃餿水）、還罵資源班的同學（阿達、智障），不停地與同學說話，玩得很開心，當時張生的精神狀態與外觀並無異樣。
（四）12/13（星期一）上午，張生父母找地方人士到校，指責學校及教師管教失當，且不接受校長、主任的道歉。下午，因為事件從開始到當天早上，學校方面只聽到他父母的說法，我們並沒有接觸到張生或親自聽到他本人的說法，所以上綜合課前，教務處老師廣播找張生（學校這麼多學生，孩子下課不知跑到何處，我們當然都用廣播）我當時無課，一聽到廣播，
也想知道張生自己的說法，也跟上去瞭解狀況，教務處老師找張生來，主要目的是要告知課輔老師已更換，要張生繼續去上課。期間，我還問張生：「你現在還好嗎？」他回答：「很好」。整個輔導在教務處的會客區進行，教務處老師苦口婆心地勸張生上課要認真，不要影響其他同學的上課權益，並鼓勵張生上課要更用心，功課一定會進步，張生當時還很有信心地點頭微笑。期間有多位教師進出，可證明過程中氣氛和諧，並無張姓父母所言之「拿籐條在他前面晃動」之舉動。事後卻被張生家長扭曲為「集體恐嚇」，讓知情的老師們相當錯愕。真是天理何在？
（五）之後，張生天天按時上學，只有一天因父母帶張生上台北而請假。期間張生上課仍繼續干擾秩序，也常在上課時大聲說話，言行沒有分寸；每天吃中餐時，食慾都很好，很多時候也都再盛裝第二次。事件發生之後，張生仍跟往常一樣，也常進出教務處及導師室，直到學期結束，皆是如此。而且，期末考張生成績還進步。
（六）張姓父母從去年十二月到今，不斷找民意代表、地方人士、教育官員到校詢問，我們當事老師不斷被張姓父母抹黑、誣陷，強大的壓力逼得我無法入睡。後來我也去看精神科醫師，拿了藥物，（而且也是與張生同一個醫師），醫師診斷為憂鬱症。
我質疑：
（1） 如果事情有像張姓父母所言，張姓學生為何還能開開心心去校外教學？還可以唱歌唱得很開心？
（2） 如果有創傷症候群，白天在校仍可以正常到繼續欺負同學嗎？如果得嚴重憂鬱症，期末成績為何進步？為何仍可天天上學？
（3） 從事件發生後，張生胃口仍非常好，營養午餐都可以再盛裝第二次。有嚴重憂鬱症的孩子，胃口如此好嗎？如果有嚴重憂鬱症，白天在校，張生怎麼都沒服藥？
（4） 精神科醫師說他通常都是根據患者的描述而診斷，如果是「別有居心」的人誇大，捏造症狀，醫師診斷書上的診斷自然很嚴重。但這一定是事實嗎？
（5） 如果張姓父母一天到晚在家裡不斷討論此事，今天要找那個地方人士，明天要找那個民意代表，後天要上告那個單位，張生所承受的心理壓力，難道不會是家長給的嗎？
（6）我和當事老師、主任、校長也曾多次去他家裡道歉，對張先生當面致歉二次，但他不管如何，就是不接受，中間張先生不知找了多少人到校，到後來連協調人都搖頭嘆息。張生父母從未反省張生言行舉止失當的地方，不斷幫張生的錯誤合理化，其他被張生影響到上課的孩子，受教權在哪裡？被張生言語傷害、欺負的同學，難道心靈上的創痛就活該倒楣嗎？
此事件的感想：
校外教學回來後，我和當事老師才知張姓父母當天到校拍桌子大罵。從此，我的惡夢就開始了。三不五時，張先生找地方人士、民意代表到學校，教育官員也多次關切。我們不斷被詢問、不斷地要澄清張先生對我們的污衊。而我每次面對張姓父母不斷抹黑、污衊和「污名化」時，我好生氣，好委屈，每次都憤怒到發抖、打顫，整晚頭痛、失眠、心悸，覺得怎麼子虛烏有的事，都可以被張姓父母這樣捏造、抹黑及毀謗？他們究竟有何目的？每一次，我們和協調人都以為事情可以解決了，隔天，張先生又全面推翻前一天的協調結果。一遍又一遍的解釋，一遍又一遍的夢魘，不斷被翻騰。從小到大，我潔身自愛，擔任教職，也兢兢業業，常提醒自己要秉持良知與良心，卻被一個「別有用心」的家長說得如此不堪。我相信這世上一定有公平正義，能還我及幾位老師一個公道吧！
孫慈敏94/06/23 (此文作者：103班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