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 好個全體一致通過

羅德水（教師）

台北縣教育局於開學前召開校長會議，會中「一致通過」於所屬各國小增加每週的國語課上課節數，教育局對於校長們百分百的支持似乎頗為自得，彷彿教育局的政策因此取得了高度的正當性。

事實上，這樣一致支持主管機關政令的場景，說來並不陌生，因為它曾經長期存在於台灣的中小學教育現場。在過往的威權統治時期，校園就像是封閉社會的縮影，教育現場最為強調的莫過於統一、秩序、和諧等價值觀，不僅不鼓勵其內部成員勇敢表達意見，甚至每每將與主管意見不同者視為異類，在這樣制式又肅殺的氣氛下，無論局長之於校長、校長之於教師、乃至教師之於學生，其權力關係是極其扭曲不對等的。

於是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校長一致擁護教育局的政策，老師也一律遵從校長的指令，教育現場的各種會議呈現出一派「長官英明」與「一呼百應」的擁戴之聲，久而久之，上位者習慣下達命令，底下的人則不假思索的服從，殊不知在這樣的情勢下，已然扼殺了由下而上提出政策訴求的可能性，甚至為了投上所好，形式主義、抄襲造假、阿諛奉承，都成為見怪不怪的校園現象。

這樣一言堂的教育環境難以滋長校園民主的種子，無法啟迪師生尊重多元的民主素樣，自然為人詬病，並且成為各界推動教改時所亟欲改變的現象。惟其如此，在新課程實施屆滿5年的今天，當我們再次看到一致支持進行國小基測、一致通過增加國語課的畫面，相當程度也已說明教改之所以無法成功的原因。

回到一致通過增加國語課的校長會議場景，這些校長不可能不知道在總體課綱結構未調整時，增加國語課也等於相對縮減其他領域的學習節數，而這些當初大力支持新課程學校本位精神的校長也一定知道，把彈性節數都拿來上國語課，其實也無異於宣告學校本位的徹底失敗，既然如此，有必要討論的是，這些校長何以仍然「一致通過」加課？是政策確實可行？或者只是為了向長官輸誠？

校長們大概不會承認這是揣摩上意的結果，相反地，他們或許也可以舉出許多必須加課的理由，筆者無意於此探討其動機，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若將時光回溯到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前，那時如果也召開校長會議，想必與會的校長也是「全體一致通過實施新課程」吧！

然而，這不就是台灣教改的問題所在？在教改中佔據重要位置的校長們，在九年一貫課程啟動前，一致支持實施新課程，宣稱新課程將如何又如何；可同樣一批人，在實施九年一貫後，卻又不惜背棄他們所宣稱的新課程理想，全體通過加課，有這樣的行政官員與校長，也難怪教改成果會是如此「有目共睹」了。

要如何扭轉這樣的結構呢？我們以為，校長之所以完全聽從教育局的指令，主要原因不是教育局長官的政策有多偉大，無非是教育局掌握了校長遴選的生殺大權，因此，唯有徹底改變現行校長遴選作業模式，消減教育局的絕對權力，方能根本改變學校校長一味附和教育局的現象。

至於學校教師方面，又該如何改變此一情勢呢？我們以為，校園民主與對教育專業的堅持，應該內化成所有教育人員的生活態度。很難想像，一個只能順從長官，不敢在會議中據理力爭的校長，回到學校後如何可能欣賞、鼓勵勇於表達意見的老師？同樣的道理，若教師在學校中怯於提出與校長不同的看法，又怎能苛責校長只做教育局的應聲蟲？

[立報] 翻轉教育決策機制

羅德水（教師）

為了「搶救」學生國語文能力，教育部日前宣佈明年國中基測要加考作文；無獨有偶，台北市長馬英九亦指示台北市教育局研擬縮短小學英語及鄉土語言學習時數，以增加國語文課授課節數，因為較諸鄰國，台灣的國語授課節數讓他「心驚肉跳」。馬市長強調，國語學不好，英語不可能學得好，必要時，他不反對減一節英語課，再增加一節國語課。

在各界普遍認為應加強學生國語文程度的今天，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別做出這樣的教育決策，似乎是迎合了部分輿論的呼籲。然而，在討論如何提升學生國文能力之前，筆者以為，我們首應分析學生國文程度下降的原因。

影響學生國文程度的因素或許很多，依馬市長前述說法，似乎認為國語授課節數減少是導致學生程度下降的主因，因此非得增加國語課節數不可。筆者以為，如果馬市長的說法無誤，首先要問的應該是：國語授課節數為何減少？一如吾人再三指出的，總歸一句，問題就出在九年一貫課程的設計不當，依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語文領域（國語、母語、英語）節數應占授課節數的20％至30％，以國小低年級為例，每週國語課換算約為4至6節（內含一節必修的母語課），在這樣的課程結構限制下，語文課程從一種增加為3種，原有的國語課如何可能不減少？讓人為之氣結的是，在國語課已然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多次聽到官員們放言加強作文與書法課的重要性，所謂何不食肉糜，大概也沒有比這更誇張了。

問題來了，誰又該為此負責？當初不顧廣大中小學教師反對，大肆宣傳九年一貫課程如何又如何，甚至把反對者打成不專業的是誰？明知配套不足卻執意要在4年內全面實施新課程的又是誰？答案再清楚不過，就是教育部與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其實，這些年，學生程度下滑的豈獨國文一科？師長對學生的數學能力不也大搖其頭？被宣傳成可以引領台灣新世紀發展的新課程，在實施初期竟然連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的數學課也無法相互銜接？您說，學生程度低落，這能怪他們學習不努力？能怪老師們教學不認真嗎？

話說回來，如果馬市長現在終於發現，為了搶救學生程度，非得每週加上一節國語不可，那當初又何必標榜所謂國際化，搶在全國之先提前在小一上英語？難道教育局未曾向市長報告，所謂彈性節數，原意是要留給學校設計本位課程，而受限於總體課程結構，為了讓小一提前上英語，各校當然可能相對減少一節國語課。究竟昨是今非？還是昨非今是？總該有個說法吧？難不成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官員永遠不會有錯？我們以為，要增加小學生的國語節數不是不能討論，但總該先為決策反覆道歉吧！

事實上，諸如此類顛三倒四、橫豎都有一番大道理的決策，幾年來還真是未曾間斷。例如：一方面宣稱九年一課程要讓孩子快樂學習，一方面又要研擬增加上課節數;一方面說為了公平計分，因此國中基測不必考作文，不出幾年卻又說作文太重要了，基測非但加考作文而且還要加重計分；讓許多家長、老師傷透腦筋的九九乘法表不也如出一轍，背與不背竟然同樣出自教育官員？認真說起來，口口聲聲要搶救學生語文程度的官員，更需要搶救的恐怕是自己的決策能力吧！尤其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對於這樣的決策品質，教育行政部門不僅全無反省之意，甚至變本加厲，要對各級學校與教師進行評鑑；真正應該接受評鑑的，不正是決策品質低落的教育行政機關與教育官員嗎？

在大學指考納入公民考科、國中基測加考作文定案後，這些時日以來，確有不少國文、公民教師頗受鼓舞，然而，so what？如果大小教育官員到今天仍然不改其官大學問大的決策模式，仍然習慣對教師頤指氣使，不正是對所謂教師專業最大的傷害？不正是對十年教改最大的諷刺嗎？相對來說，如果到今天教師仍不能擺脫官員強加的技術性定位，終究也只是嫻熟教學方法好成為執行官定教育政策的工具而已。

醒悟吧！在410教改12週年後的現在，所有關心台灣教育的老師與家長，不應在陪著官員反覆的決策忙進忙出，而是要進一步聯合起來，從根本翻轉已然腐壞衰敗的教育決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