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 好個全體一致通過

羅德水（教師）

台北縣教育局於開學前召開校長會議，會中「一致通過」於所屬各國小增加每週的國語課上課節數，教育局對於校長們百分百的支持似乎頗為自得，彷彿教育局的政策因此取得了高度的正當性。

事實上，這樣一致支持主管機關政令的場景，說來並不陌生，因為它曾經長期存在於台灣的中小學教育現場。在過往的威權統治時期，校園就像是封閉社會的縮影，教育現場最為強調的莫過於統一、秩序、和諧等價值觀，不僅不鼓勵其內部成員勇敢表達意見，甚至每每將與主管意見不同者視為異類，在這樣制式又肅殺的氣氛下，無論局長之於校長、校長之於教師、乃至教師之於學生，其權力關係是極其扭曲不對等的。

於是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校長一致擁護教育局的政策，老師也一律遵從校長的指令，教育現場的各種會議呈現出一派「長官英明」與「一呼百應」的擁戴之聲，久而久之，上位者習慣下達命令，底下的人則不假思索的服從，殊不知在這樣的情勢下，已然扼殺了由下而上提出政策訴求的可能性，甚至為了投上所好，形式主義、抄襲造假、阿諛奉承，都成為見怪不怪的校園現象。

這樣一言堂的教育環境難以滋長校園民主的種子，無法啟迪師生尊重多元的民主素樣，自然為人詬病，並且成為各界推動教改時所亟欲改變的現象。惟其如此，在新課程實施屆滿5年的今天，當我們再次看到一致支持進行國小基測、一致通過增加國語課的畫面，相當程度也已說明教改之所以無法成功的原因。

回到一致通過增加國語課的校長會議場景，這些校長不可能不知道在總體課綱結構未調整時，增加國語課也等於相對縮減其他領域的學習節數，而這些當初大力支持新課程學校本位精神的校長也一定知道，把彈性節數都拿來上國語課，其實也無異於宣告學校本位的徹底失敗，既然如此，有必要討論的是，這些校長何以仍然「一致通過」加課？是政策確實可行？或者只是為了向長官輸誠？

校長們大概不會承認這是揣摩上意的結果，相反地，他們或許也可以舉出許多必須加課的理由，筆者無意於此探討其動機，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若將時光回溯到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前，那時如果也召開校長會議，想必與會的校長也是「全體一致通過實施新課程」吧！

然而，這不就是台灣教改的問題所在？在教改中佔據重要位置的校長們，在九年一貫課程啟動前，一致支持實施新課程，宣稱新課程將如何又如何；可同樣一批人，在實施九年一貫後，卻又不惜背棄他們所宣稱的新課程理想，全體通過加課，有這樣的行政官員與校長，也難怪教改成果會是如此「有目共睹」了。

要如何扭轉這樣的結構呢？我們以為，校長之所以完全聽從教育局的指令，主要原因不是教育局長官的政策有多偉大，無非是教育局掌握了校長遴選的生殺大權，因此，唯有徹底改變現行校長遴選作業模式，消減教育局的絕對權力，方能根本改變學校校長一味附和教育局的現象。

至於學校教師方面，又該如何改變此一情勢呢？我們以為，校園民主與對教育專業的堅持，應該內化成所有教育人員的生活態度。很難想像，一個只能順從長官，不敢在會議中據理力爭的校長，回到學校後如何可能欣賞、鼓勵勇於表達意見的老師？同樣的道理，若教師在學校中怯於提出與校長不同的看法，又怎能苛責校長只做教育局的應聲蟲？

[立報] 從廢墟中重建教師專業

羅德水（教師）

針對台北縣市先後增加國小國語節數的作法，教育部日前表示現行課程沒有必要再增加時數，將委託專業單位進行研究，並與國際比較，重啟課程結構的調整與規畫。對此，筆者有以下看法：

支持通盤檢討課程綱要：我們曾經多次於此反對縣市教育局片面增加國語課，原因不是我們不贊成提升學生中文程度，而是在每週總上課時數固定的基礎上，貿然增加國語課或數學課，勢必排擠其他學習領域之節數，從而破壞九年一貫新課程的精神。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因此主張，在增加國語節數前應先通盤檢討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唯有重行檢視國小低、中、高年級與國中階段合理的課程安排，方有空間進行特定課程的增減。

行政部門應為錯誤決策道歉：觀察目前態勢，要求加課的似乎是地方教育局，相較而言，教育部則重申加課不應違反課程綱要之精神，我們以為，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隔空交火，絲毫無法減損他們於教改中所應負的責任。認真檢討起來，有關九年一貫新課程的責任歸屬，當年執意力推的教育部當然必須負起主要責任，不過，那些之前附和教育部，可現在又回過頭來破壞新課程精神的地方教育局難道就沒有責任？我們認為，無論加課也好，檢討課綱也罷，教育部與地方教育局均應為錯誤決策向全國師生家長道歉。

先談究竟要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台北縣市國語加課的主要理由是台灣中小學國語課時數遠低於中港星，可依據教育部的說法，台灣中小學生的上課日數與時數其實列名世界前茅，這樣的矛盾看似節數之爭，實質上，更涉及課程改革中不同教育哲學的拉鋸。

姑且不論孰是孰非，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當年之所以制訂九年一貫課程，主要就是希望矯正以往只重視考科成績的學校教育，以此觀之，要求增加國語、數學節數，甚至提前於小一開始上英文課，的確有違新課程多元學習之理念。我們呼籲，無論是檢討九年一貫課程，或是未來重行制訂新課程綱要，首要釐清的就是：我們究竟要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是要縮短或是增加學生學習時數？是要賦予國民教育培育多元能力孩子的任務？或者乾脆就承認國民教育就只是後期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預備教育？若不釐清、正視上述問題，我們又如何據以進行課程的檢討與改革？

全教會應對課程改革提出主張：針對教育部所指將委託專業單位進行課程改革之研究一事，相信許多基層教師不免發出質疑：台灣的歷次中小學課程改革哪一次不是所謂學者專家的傑作？哪一次不是宣稱將為我們的教育帶來願景？這些斑斑可考的教訓難不成還不夠慘痛嗎？事實上，經過十餘年教改的檢驗當可證明，忽略教師意見的改革必將遭致失敗，任何改革要獲得成功，絕不能僅憑藉學者專家的「研究」，如何擷取基層教師的實務經驗，以免使相關改革再次淪為閉門造車、不切實際的空談，是主管機關無可迴避的責任。

我們以為，作為一個專業的教師組織，擁有10萬會員的全國教師會，不僅不應對此一議題默不作聲，更應展現其專業，提出屬於教師對課程改革的看法，企盼在全盤檢討課綱漸成共識之際，全教會能引領教師逐步從廢墟中重建教師專業。

[立報] 學生國語能力下落

【左看】 升學主義是元兇
文 關亦然／文字工作者

五四經歷87週年，於此日立委與搶救國文教育聯盟降低的諸公們，抗議現行高中國文時數與文言文比例降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等等教育部的諸多政策、並指出有2700多人學測作文考鴨蛋，實憂於台灣於學子國語能力。

儘管憂國憂民之志有可取處，但如透過諸如教材、課程時數、與增加學生閱讀量，就可以挽救江河日下的國語文能力，有治標不知本之嫌。首先、語文能力的基礎是表達能力，表達能力就會要求邏輯思變能力，但台灣升學主義教育的精神就是「老師說，學生聽」，根本不求學生表達能力的訓練，試問，學生的語文能力會好嗎？

其次，語文能力的基礎是理解能力，理解能力有幾方面很重要，第一是學習主體自身的理解、第二是推動學習動力的求知慾。以前者來說，只要「老師說，學生聽」的權力位置不改變，學生只是學習的對象、何來主體可言？就後者而言，成績主義的霸權不打破，學生的學習只為了滿足成績的需求，不正抹煞了求知慾？

由此可見，國語文能力的元兇，不就是升學主義制度與成績主義嗎？如果希望透過既有的教育體系，去挽救學生國語文能力，不僅是頭痛醫頭，且可能加重學生課業負擔，到頭只怕是一場空！

【右看】 搶救國語文能力
文 林淑芬／退休教員

今年學測作文有將近3千名學子考零分，難道不是台灣國語文能力下降的警訊嗎？

因此，要如何在現有教育制度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就變成未來國語文教育重點。但現行國語文教育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被考試綁架，以這幾年的學測與基測來說，重點都擺在十分技術性的問題，譬如測驗學生對於詞彙的正確與否的判斷、與一些國學常識上，學生只要滿足於考試是否能考高分，如何運用所學詞彙則被教育所忽略，久而久之國語文能力能力會降低。

如果要挽救學生國語文能力，可以有幾個改進方式：一、獨立增加閱讀課程。二、增加文言文在教科書的比重。三、增加國文課的時數。這三項改進方式，與一些作家學者所主張的搶救國文運動大同小異，都是在現在中學語文教育的脫軌下，要求回到傳統部編本教科書的教育理念，也不能說這是墨守成規的保守復辟，而是要求國人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古文素養和語文能力，使我們能靜下心來檢討教改矯枉過正的弊病，所以我們極力呼籲，教育當局不能不重視這波的搶救國文運動。

基測作文考零分還是小事，要是現在中小學教育再積習不改，我們的下一代學子將成為文化上的文盲，台灣更會是無可救藥的文化中沙漠，這對台灣未來發展會好到哪去嗎？

[立報] 翻轉教育決策機制

羅德水（教師）

為了「搶救」學生國語文能力，教育部日前宣佈明年國中基測要加考作文；無獨有偶，台北市長馬英九亦指示台北市教育局研擬縮短小學英語及鄉土語言學習時數，以增加國語文課授課節數，因為較諸鄰國，台灣的國語授課節數讓他「心驚肉跳」。馬市長強調，國語學不好，英語不可能學得好，必要時，他不反對減一節英語課，再增加一節國語課。

在各界普遍認為應加強學生國語文程度的今天，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別做出這樣的教育決策，似乎是迎合了部分輿論的呼籲。然而，在討論如何提升學生國文能力之前，筆者以為，我們首應分析學生國文程度下降的原因。

影響學生國文程度的因素或許很多，依馬市長前述說法，似乎認為國語授課節數減少是導致學生程度下降的主因，因此非得增加國語課節數不可。筆者以為，如果馬市長的說法無誤，首先要問的應該是：國語授課節數為何減少？一如吾人再三指出的，總歸一句，問題就出在九年一貫課程的設計不當，依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語文領域（國語、母語、英語）節數應占授課節數的20％至30％，以國小低年級為例，每週國語課換算約為4至6節（內含一節必修的母語課），在這樣的課程結構限制下，語文課程從一種增加為3種，原有的國語課如何可能不減少？讓人為之氣結的是，在國語課已然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多次聽到官員們放言加強作文與書法課的重要性，所謂何不食肉糜，大概也沒有比這更誇張了。

問題來了，誰又該為此負責？當初不顧廣大中小學教師反對，大肆宣傳九年一貫課程如何又如何，甚至把反對者打成不專業的是誰？明知配套不足卻執意要在4年內全面實施新課程的又是誰？答案再清楚不過，就是教育部與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其實，這些年，學生程度下滑的豈獨國文一科？師長對學生的數學能力不也大搖其頭？被宣傳成可以引領台灣新世紀發展的新課程，在實施初期竟然連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的數學課也無法相互銜接？您說，學生程度低落，這能怪他們學習不努力？能怪老師們教學不認真嗎？

話說回來，如果馬市長現在終於發現，為了搶救學生程度，非得每週加上一節國語不可，那當初又何必標榜所謂國際化，搶在全國之先提前在小一上英語？難道教育局未曾向市長報告，所謂彈性節數，原意是要留給學校設計本位課程，而受限於總體課程結構，為了讓小一提前上英語，各校當然可能相對減少一節國語課。究竟昨是今非？還是昨非今是？總該有個說法吧？難不成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官員永遠不會有錯？我們以為，要增加小學生的國語節數不是不能討論，但總該先為決策反覆道歉吧！

事實上，諸如此類顛三倒四、橫豎都有一番大道理的決策，幾年來還真是未曾間斷。例如：一方面宣稱九年一課程要讓孩子快樂學習，一方面又要研擬增加上課節數;一方面說為了公平計分，因此國中基測不必考作文，不出幾年卻又說作文太重要了，基測非但加考作文而且還要加重計分；讓許多家長、老師傷透腦筋的九九乘法表不也如出一轍，背與不背竟然同樣出自教育官員？認真說起來，口口聲聲要搶救學生語文程度的官員，更需要搶救的恐怕是自己的決策能力吧！尤其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對於這樣的決策品質，教育行政部門不僅全無反省之意，甚至變本加厲，要對各級學校與教師進行評鑑；真正應該接受評鑑的，不正是決策品質低落的教育行政機關與教育官員嗎？

在大學指考納入公民考科、國中基測加考作文定案後，這些時日以來，確有不少國文、公民教師頗受鼓舞，然而，so what？如果大小教育官員到今天仍然不改其官大學問大的決策模式，仍然習慣對教師頤指氣使，不正是對所謂教師專業最大的傷害？不正是對十年教改最大的諷刺嗎？相對來說，如果到今天教師仍不能擺脫官員強加的技術性定位，終究也只是嫻熟教學方法好成為執行官定教育政策的工具而已。

醒悟吧！在410教改12週年後的現在，所有關心台灣教育的老師與家長，不應在陪著官員反覆的決策忙進忙出，而是要進一步聯合起來，從根本翻轉已然腐壞衰敗的教育決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