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 技職教育宜重新定位

日來技職體系學生的數學程度成為立法院質詢的焦點之一，同時，教育部技職司也表示將編列2億元預算補助國中畢業後的實用技能班，延續國中技藝專班的技職教育。對比前些年曾經引起風波的「讓技職教育走入歷史」的主張，目前看來，技職教育仍有其生存空間存在。

但是，有生存空間並不代表對於技職教育有了正確的定位，而且，事實上，目前技職教育所面臨的窘境，主要就是來自於技職教育的整體定位出了問題，以致於面臨存亡絕續的重大挑戰。

自10餘年前始，教育部一波波的高等教育鬆綁措施也擴及到了技職教育體系，於是在極短時間內，大量的工專、甚至高職，一步步的升格為技術學院、乃至科技大學。目前我們所看到的超過150所的大學校院，其中就有極大的比例是來自於技職系統內的改制與升格，而非新設校院。於是，在一波波的升格風潮下，原先以培養實際技能直接因應社會需求的技職教育，一轉成為追求升學與更高學歷為主，竟日漸難辨其原來面貌，而與一般高教體系校院無異；而後者亦因市場化的考量而專注於市場的實用導向，更導致兩者的趨同效應。至此，技職教育為何？已難言明。

但是，這也並非表示，過去以「就業」為定位的技職教育思維模式是正確的。事實上，從某個角度來說，正是過去那種「不會唸書就去工作」的「次等」定位，導致技職系統內的師生不平之感，從而一有機會就要追求以「大學」為定位、「學士」（乃至更高）為頭銜的「雪恥」動機，而成今日之果。但是，很遺憾的，這種對於技職教育的次等定位，現在卻還是我們的教育思維主流，也正是杜部長在答詢時所說的「因為國文、英語及數學程度較差的學生，升學時會選擇到高職就讀」。這種思維一日不變，技職教育在當前的社會變遷下就愈無前景。

技職教育因此必須從我們對於教育的思維上來重新定位，簡言之，「技職」二字所導致的觀念誤區必須為我們所正視。「技職」二字其義甚明，也就是謀一技之長以利就職，這一觀念正是過去對於技職教育的定位──並產生錯誤的高低評價；但是在現今大多數人皆須以一特定專長而謀職的環境下，這種界定早已失去意義。

其實，「技職」教育更宜界定為「實作」教育，亦即，此一教育體制特徵在於以實際操作為最主要的教學或啟發手段，在教學過程中，形式知識（無論是數理或人文乃至美學）、人格教育、團體規範等教學目標，皆環繞著實際操作而設計、而習得，「智德體群美」互構為一有機整體而能整體提昇，如此，所謂的「技職」教育便能獲得一嶄新的現代意義。當然，這樣的重新界定牽涉甚廣，自教育哲學以至教學方法莫不涉及，但卻十分值得我們戮力探討、設計。本報向以關切教育興革為念，願以此文拋磚引玉。

[立報] 再論財團與政府關係

【左看】 凱達格蘭一號：國家買辦中心
文 慕禕辰／研發人員

淡馬錫入股玉山金、法國BNP入股合庫，現在傳來寶來集團在引進紐約人壽之後，即將以增資的方式引外資進入華僑銀行。引進外資熱的風潮席捲金融界，好似誰向外資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誰就能得到執政的政績和媒體的掌聲。

銀根、銀根，銀行為國家經濟發展資金挹注之根，監管當局將金融企業引入外資（策略投資人）、境外上市當作改善金融企業治理結構、提高金融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唯一法寶；但是，其代價巨大、其後果嚴重。近的來說，吸收國內各業盈餘，分配到國外投資者的手上；遠的來說，靠著控制金脈，足以左右台灣產業結構的發展。

將經濟命脈掌握在外資的掌心，就是英國、美國和日本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金融現代化、自由化也未曾如此瘋狂。以淡馬錫的母國新加坡為例，根據新加坡銀行法規，如果一個銀行的控制權在外國政府，或政府的代理機構，新加坡政府就不會批准這個銀行在新加坡開展銀行業務。淡馬錫擺明著是新加坡國營公司，台北當局還毫不避諱地地讓它來台灣金融市場東挑西撿。對國內企業「加強管理」，面對外資則是門戶開放，說總統府是「國家買辦中心」，的確不過份。

【右看】 中風台灣：右手踹右腳
文 林水秀／政治觀察人士

總統府前副秘書長陳哲男被收押，立委林進興、邱永仁涉嫌詐領健保費被控告在案，執政不過6年，一切貪腐行徑讓民進黨基層支持者擔憂「黨的根都要被刨掉了」。質言之，「錯誤的政策比貪污的更可怕」，陳水扁政府執政6年以來「散盡家財」，大量出脫財政部、經濟部下屬國營企業持股，出售大塊完整面積的公有地，讓我們被迫接受一個財團佔據的台灣島。

即使財政部近日來在「保衛兆豐金」問題上展現出「抵擋中信金」的態度，然而從僑銀、合庫、彰銀接連招商引外資的情況，圖利財團的二次金改依然是政策的主軸。中信金此時之所以遭到財政部反制，一方面凸顯了中信金入主開發銀公司治理付之闕如的劣跡不為人所信之外，同時亦牴觸了所謂「保留一家公股金控」的既定政策。

但「一家公股金控」當真是應當的追尋的目標嗎？當台灣90％以上的金融機構落入財團掌控，一旦遭遇系統性危機，單憑市佔率10％、20％的一家公股金控能有足夠的力量回天嗎？只怕金融風暴早已如13級陣風橫掃台灣，無一倖免。更何況此類思維，不是又複製了「獲利私人化、風險社會化」的資本主義國家邏輯？橫豎看，這都還是資產階級內部鬥爭，黎民百姓毫無「選邊站」的道理。

[聯合] 維基百科 1.9%網友寫了73%的定義

記者許韶芹／台北報導／聯合報

「維基百科不僅是技術上的創新，更是人際社群的創新。」維基百科（Wikipedia）創辦人吉米‧威爾斯（Jimmy Wales）昨天來台演講，就以這麼一句話作為開場白。

威爾斯在台大國際會議中心演講，會場湧入200多名學生，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中研院資科所副所長莊庭瑞、音樂創作人朱約信等人，也前往聽講。

威爾斯唸的是財務，擁有財務碩士和博士學位，34歲那年卻突發奇想，推出線上百科全書計畫，編輯權限初期限於各領域專家，後來擴展到全球所有有話要說、有想法想書寫的人。

威爾斯表示，在維基百科裡，所有的知識都是免費取得，其中包括免費複製、免費修改和免費流通，在知識傳遞、建構過程中，每個人都可以參與，不限學歷、也不限年齡。

威爾斯舉例，他在美國的五歲女兒對非洲文化充滿好奇，遠在地球另一端的非洲，有一位婦女想要分享她的生活經驗，「透過維基平台，兩個素不相識的人可以找到彼此。」

雖然每個人都可以上網留下對詞句的定義，但威爾斯發現，在維基世界裡，也存有「八二法則」（指80%的資源或利益，往往由20%的人擁有）。50%的網友僅貢獻0.7%的詞句定義；而1.9%的使用者貢獻了將近73%的定義，「可見不少人對現存知識仍抱持著相信態度，不想去顛覆它。」

也有人想要上網去刪除自己不喜歡的定義，過去就曾出現一群新納粹分子，揚言要將網站中所有對納粹不利的言論全數刪除，當時有高達4000多名網友響應。

最後威爾斯決定辦一個委員會，要所有網友親身參與，決定是否刪除。當網友們發現，原來委員會是玩真的後，不少人竟懶得出席，最後委員會是85票比18票，否決了新納粹分子的言論。

現階段，維基百科除了百科全書功能外，也推出Wikitionary、Wik-ibooks、解釋名人談話的Wikiquote和Wikinews等。

維基百科目前僅有3.5位員工，三名是正職員工，一位是暑期工讀生。取用維基百科知識不收費，主要經費來自單筆50至100美元的小額捐款，去年維基百科的營運費用達75萬美元，預估今年營運費用需要100至200萬美元。

[聯合] 維基創辦人：維基中文條目 來日大有可為

記者許韶芹、曹國維專訪／聯合報

維基百科創辦人吉米‧威爾斯八日接受本報專訪指出，目前維基百科的中文條目雖然只有不到八萬條，和英文的上百萬條相去甚遠，但假以時日，中文條目數量將成為所有語言的前三名。

以下為專訪摘要：

在網路上分享知識

問：一開始創辦維基百科的想法是什麼？如今維基百科僅英文版就有上百萬條類目、有數十種主要語言版本，發展至今和你當初的想法是否一致？

威：一開始我原本只是和一群人，包括多位教授和專家，在網路上針對一些問題進行討論，後來我看到Linux這類開放原始碼軟體的發展，看到網路上人們針對相關軟體發展合作，各自貢獻力量，我想到這種模式不應該只在軟體發展上使用。後來網際網路蓬勃發展，各種利用網路的瘋狂點子相繼出現。其實網路本身是極佳的訊息和知識分享工具。所以，我想，好吧，我們就在網路上分享知識。這是維基百科的原始想法。

編輯過程 嚴格規範

問：過去已發生過使用者因個人立場不同修改維基百科的條目內容，維基百科因此刪除或封鎖了部分網頁或條目，未來要如何避免這類事件發生？

答：我們都是由志願參與維基百科工作的編輯，透過公開討論的方式決定某個條目的內容是否偏頗不實，其中的過程必須合乎參與維基百科編輯的這個社群的嚴格規定，另外，任何閱讀維基百科的讀者發現條目內容有問題，都可以加以修改，管理員也會發揮功能讓內容不偏不倚，這套模式基本上運作得相當不錯。當然，結果不能讓所有人滿意。不過，維基百科編寫的這套既定結構，會讓想要在這個社群中生存的參與者自然的寫出讓大家都能接受的內容。

英文條目 數量居冠

問：目前維基百科出現各語言條目不平衡的情況，例如中文人口超過十億人，維基百科的中文總條目卻不到八萬條，遠低於英文、法文甚至日文的條目。是否因為華人不習慣分享資訊？要怎樣補上這樣的差距？

答：我們是先在英語和歐洲語言區展開維基百科編寫工作，中文區展開的時間較遲，因此目前在條目數量上有段差距。閱讀的習慣也是原因之一。以德國為例，德國人閱讀報章書籍的比例很高，遠高於美國人，因此德國人比較容易藉由閱讀得知維基百科，也就有更多人參與編寫。不過，中文人口非常多，假以時日，我預期中文條目數量會成為所有語言的前三名。但中文條目要超過英文恐怕很難，因為英文資訊量很大，以英文為第二語言的人口也非常多，許多非英語系國家的人也會參與英文條目的編寫。

中共封鎖 恐難突破

問：目前維基百科網站被中共當局封鎖，維基百科是否有設法解除這種封鎖？要如何進行？

答：我們不斷向中共當局說明，封鎖維基百科是錯誤的決定，因為維基百科的編寫架構極力要求內容保持中立，況且內容和中共當局直接有關的很少。當然，一些內容會被視為有些敏感。下周我會在香港和Google網站的人員聚會，我們會設法共同與中共當局接觸傳達我們的訊息。不過，要解除封鎖還是有點困難。

大英嗆聲 意料之外

問：日前有篇研究報告說，維基百科正確性和大英百科全書不相上下，大英百科對這篇研究相當不滿，威爾斯先生對此有何看法？

答：我不敢說維基百科品質已經能和大英百科並駕齊驅，但我們在短短幾年內達到這樣的成績，的確值得自豪。我們的長處是在電腦科學方面，原因在於我們的編寫者來自網路，本來就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因此我們在電腦科技方面的許多條目，大英百科都還沒有。但大英在許多方面，特別是文學藝術類別的內容，還是比我們深入詳細。至於這次大英大動作抗議這篇有關百科全書正確性的研究報告，我覺得他們有點過度反應，讓這篇原本發表在科學期刊上、沒有多少人注意的研究報告變得舉世皆知。在公關宣傳方面，我想他們犯了大錯。

[台權會] 尊重「記憶的自由」

關於高砂義勇隊紀念碑事件的發言備忘錄
⊙吳叡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台灣是由複數個族群組成的多元、平等、民主、法治的社會，因此不同族群各有不同的歷史經驗與歷史記憶毋寧是正常，甚至是必然的現象。在這個多元平等的社會之中，關於「應該如何記憶過去」的問題，首先應該尊重各族群─特別是弱勢族群─的歷史經驗與自主意願，因為集體記憶是族群認同的核心。換言之，「記憶的自由」是各族群不可侵犯的權利。

基於此一信念，我過去始終覺得中山堂前面的七七抗戰紀念碑與二二八紀念碑遙相對望，但卻相安無事，沒有誰會去壓制彼此的記憶與情感的狀態，正是臺灣作為多元社會的完美象徵。而高砂義勇隊紀念碑群的落成，終於使臺灣的族群多元主義得到更進一步的落實，因為原住民族終於也開始積極建構自身的記憶了。然而這次台北縣政府的拆碑事件，證明了我對「多元臺灣」的想像是多麼天真，而臺灣距離一個成熟的多元社會，還有多麼遙遠。

在族群多元主義與記憶權不可侵犯的基本前提下，針對此次高砂義勇隊紀念碑事件，我有如下呼籲：

做為族群代表的政客們，請不要再操作族群—你們的職責是促成族群內部對過去傷痛記憶的反省、溝通，以及共識的形成，而不是結合外力，壓制內部異己多元意見，壟斷族群對外的發言權。這種企圖壟斷族群發言權的政客，在族群政治學上被稱為「族群企業家」(ethnic entrepreneur)，他們以販賣、操作族群來獲取政治利益。我們譴責這種作法，並且要求這些政客自制！

特定的媒體—始作俑者的中國時報，以及其他助紂為虐的媒體，請停止操作新聞─你們的職責是報導真實，而非捏造新聞，興風作浪，假「新聞自由」之名欺壓弱者，為特定集團或族群的意識形態服務。你們真的以為沒有人看的穿你們在挑動族群情緒，進行政治鬥爭嗎？你們真的以為所有人都跟你們一樣不讀書，那麼容易愚弄嗎？用英文說，your intention is transparent，也就是「昭然若揭」！對於提倡本土化的人士，你們動輒站在道德制高點批判人家在「操作族群」，但是你們自己操作族群的方式，你們的偽善，實在也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掌握公權力者不可侵犯人民的記憶權—你們的任務，是維護法治與人權之基本架構，使台灣各族群的人們有記憶與形成自我認同的自由，而不是以暴力鎮壓或干預人民的記憶權。民進黨再無能，至少它是臺灣有史以來最liberal，最寬容的政權。它的無能或不作為，至少確保了臺灣人民多元認同的空間。然而從周錫瑋縣長「勇於任事」的積極「作為」，乃至國民黨將與他們無關的莫那魯道、蔣渭水，還有被他們殺掉的李友邦據為己有的作法—也就是說，對你們方便就拿來用，對你們不方便就鎮壓—看來，我們不由得擔心國民黨如果在將來重新取得政權，臺灣人民的言論、思想，乃至感情、記憶與認同的自由，都將會受到嚴重箝制。

請讓我們永遠記得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被拆除的日子—2006年2月24日：請讓我們永遠記得，這次事件是臺灣九零年代民主化以來，政治權力第一次公開介入，壓制人民對自身認同與情感的自主追求。如果現在不出面抵抗，這些人將食髓知味、步步進逼，那麼臺灣的民主必將倒退，臺灣人的自由必然喪失！我要鄭重敬告這些傲慢的政客，請不要把歷史和人民的記憶與情感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

對於那些可能會被台北縣政府諮詢的學者專家們，我也要在此提醒各位，千萬不可逾越分際。歷史學家或學者並不擁有任何「審查」別人思想、感情的「權威」—這是什麼時代了，你們還想「審查」別人的思想？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職責是帶著同理心與批判性，客觀、公正地研究歷史，並將研究成果提供社會參考；我們不應該為政治權力背書，黨同伐異，我們也沒有權利指導別人怎麼記憶。

關於此次事件，我們應該尊重當事者及其族群的意願，讓他們經由內部的相互溝通和共同反省以形成共識，決定自己想要如何記憶。經由這種溝通與反省，我相信他們必然會重建自己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共同記憶為基礎，重建自己的族群認同，成為一個真正的「倫理的共同體」。

最後，如果可能，我也期待懷抱不同歷史記憶的台灣各族群也能夠以同樣的模式，相互溝通，共同反省，以尊重、理解與誠意，耐性地為台灣尋找關於歷史記憶的共識。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永遠記得：不管是大中國還是大臺灣，漢族沙文主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台灣是一個多族群或多民族的社會，無論喜不喜歡，我們都必須學習「承認差異」與「相互尊重」。除非我們想要內戰，這是我們想要維持作為人的尊嚴，在這個分裂的島嶼繼續生存下去所剩下的唯一出路。

[台權會] 容警總再現，拒絕扭曲事實

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遭強制拆除事件記者會聲明文
⊙聲明團體：台北縣烏來鄉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

自從2月24日，本協會所擁有之「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橫遭台北縣政府強制拆除與查封，至今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本協會在這段期間裡，承受媒體不實報導，政客污衊，以及公權力粗暴作為。我們一直忍辱負重，尋求解決之道。然而台北縣政府對於我們所提出的改善方案以及協商的誠意，不僅不予理睬，竟然反客為主，意圖「重建」！完全排除本協會的主體性，漠視我們原住民族的歷史解釋權。本協會痛心疾首之餘，重新檢視此一事件的發生經過，有著太多不合法與不合理之處，在此把我們受到媒體、政客及台北縣政府之迫害經過，公開如下：

一、中國時報的不實報導：
本協會於2月8日舉行隆重莊嚴的「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的遷移落成典禮，2月9日中國時報C3版曾給予平實肯定語氣之報導。不料2月17日卻以頭條新聞挑起事端，並以大篇幅重新報導，嚴重扭曲事實。例如：該報故意隱瞞現場中華民國旗與日本國旗各有一面，其餘八面是「高砂挺身報國隊」的隊旗之事實，故意報成「九面日本國旗」，並且誣指我們烏來鄉被日本「佔領」，其餘日文碑文更是惡意地錯誤翻譯，誣指我們的碑文歌頌天皇，還有其他對於歷史人物的?造不實報導等等，嚴重地扭曲事實，誤導社會大眾。

二、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對祖靈與本會之污蔑：
本協會強烈質疑高金素梅委員，到底是不是原住民？為何她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大婦女自居，卻來迫害我們台灣原住民？如果她是泰雅族人，就應當知道這是我們舉行過儀式召喚祖靈之石碑，為何她竟然冒犯禁忌，來破壞我們安息之祖靈？可見她根本不是我們泰雅族人！

此外，她對歷史完全無知與外行，為何充當歷史專家，來誣指我們的碑文不符史實？最後，我們和日本友人數十年來，辛辛苦苦、出錢出力奔走促成的慰靈和平交流活動，她從來沒有貢獻絲毫，憑什麼來惡意破壞？

三、台北縣政府宛如「警總」再現，無法無天：
台北縣周錫瑋縣長，則既不察明事件來龍去脈在前，又以完全不附任何法律理由的公文，在2月17日中國時報重新報導的同一日，高金素梅委員記者會召開，第二天，2月18日台北縣府即刻發文要求本協會限期拆遷碑文。完全沒有給人民團體一個協商與尊重的餘地。台北縣府這種行政效率令人懷疑，為何和中國時報，高金素梅委員如此地合作無間？

最後，無視我們提出的改善方案，縣府還是以粗暴的公權力，動用警察來強制拆除屬於本協會的私有財產的慰靈碑，而且查封扣留至今，仍未歸還！

本協會無法理解，在民主法治國家的台灣，為什麼會發生一個縣政府單位能夠違反憲法所保障的人民的表現自由與言論自由？為什麼台北縣府有權利審查、拆除歷史性碑文，乃至扣留人民私有財產，卻不附上任何理由？

因此，本會要求：

一、中國時報向本協會與社會大眾公開道歉。
二、高金素梅委員向本協會公開道歉。
三、台北縣政府立即返還所扣留的碑文，並回復原狀。
　　
本協會因為此事件已經蒙冤多日，自信上述三個要求謙遜而合情合理合法。如果中國時報、高金素梅委員以及台北縣政府能立即善意回應我們的要求，則社會幸甚，泰雅爾族幸甚，台灣原住民族與漢人政府的和諧關係也將有莫大助益。否則，我們相信台灣社會必有公理，台灣的法律及憲法也必將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台權會] 旅程

台權會吳佳珮

2005年10月底某一天，會員Mujibul告訴我，他聽說某個孟加拉人10月18日死在桃園龜山、被火車撞死，希望我幫他查是否屬實。如果是真的，他希望能幫忙將遺體運回孟加拉。拜科技進步所賜，失蹤人口、無名屍都可在警政署網站上查詢。當查詢結果跳出「男／年約30歲／發現時間94年10月18日／發現地點桃園龜山鄉／鐵路警察局」，幾個簡單的條件看似符合，我心中暗叫「不會吧！」

為確認死者更詳細的資料，打電話給鐵路警察，警察說「可能不是你們要找的，這個是外籍人士喔！」「我就是要找外籍人士」。到鐵路警察局，小隊長給我們更多詳細的資料、照片。因為無人出面認屍，無法確認死者身分，便無法結案與交付家屬處理後事。即使請翻譯打遍存在死者手機裡的電話號碼，每個人都說不認識死者。但如果沒有人認識死者，疑似死者的護照怎麼會在事發後幾天輾轉到警察手上！？最簡單的原因是死者的朋友也都逾期居留台灣，不敢出面指認；而沒有人知道當初的翻譯跟那些接電話的人都說了些什麼。但至少從護照得知可能的名字，FARUK。

台權會並非社福或是慈善團體，協助處理後事並不是台權會的工作宗旨。但基於人道，事發時並沒有任何單位或個人可以協助。加上隱隱約約人口販賣的問題浮現。在執委會同意下，優先協助家屬處理將遺體運回的相關事宜。

Human Trafficking

只要上外交部領事局網站就知道，孟加拉名列「特定國家」之一，被列為特定國家在申請簽證時必須完成擔保手續，準備相關文件，如：「申請中華民國簽證保證書」、說明書（說明與申請人認識之經過、往來情形及此次來華之行程）、商務往來函電及交易紀錄（如信用狀、電匯款收據或進出口貨品提單等）、國內廠商之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等。台灣政府似乎想透過這樣的文件與程序，來確保、減少人口販運的可能性；相反的，同時也確保仲介費的可觀、證實仲介國際網路與台灣合作單位關係的牢固。

「非法仲介／人蛇集團害死FARUK」，對我來說人蛇是整件事重要的一個環節，且應該受嚴厲的懲罰，但我卻不能將這個等式說的如此篤定。誰能保證合法仲介、合法入境台灣工作的外籍勞工們就能不受剝削、平平安安工作、期待有天能快快樂樂回家呢？人有求生存、尋找更好機會的驅力，加上弱勢勞工唯一能出賣、能賭一把的也就是年輕、健康、能勞動的身體。今天FARUK不到台灣，也會到日本、韓國、香港等地尋找機會。

這並不表示人蛇便毫無責任、不需受罰。問題是，台灣法律迫使透過人蛇入境台灣的人成為『犯罪者』。這些人，簽證過期--有罪、非法打工--有罪，因為他們被視為「有罪」、因為他們仍欠人蛇錢，而不敢出面指控這些販賣人口的人蛇。無人指控、查無證據，人蛇--無罪，還有什麼生意這麼穩賺不賠呢？難道沒有受害者出面指控，就完全無法調查人蛇集團嗎？那些台灣的保證人都不需負任何責任嗎？台灣任憑這樣的事不斷發生、坐視不管，不也是幫兇之一嗎？

流言

11月8日我聯繫與台權會同樣為亞洲人權組織FORUM-ASIA（註1）會員組織的孟加拉人權團體ASK（註2）詢問是否能找到死者家屬。11月11日ASK在三天內便找到其家屬，ASK資深研究員Nasir告訴我，家屬在孟加拉已聽到消息，據說是警察去查緝非法外勞，死者遭到警察拘捕、凌虐等，所以死者逃到鐵軌上被火車撞到。因此ASK希望台權會針對此事調查。

警察當時有無查緝非法外勞？經詢問，警察單位否認當天與那幾天有查緝非法外勞行動，我傾向相信警察的原因是，外事警察應不致如此勤奮，在凌晨三、四點出動，頂多假日時在火車站、客運站隨意盤查看似外勞的路人。實際原因是從遺體狀態看來，遭凌虐應該是沒有。

其他陸續輾轉聽到的流言有：已經有人去殯儀館認屍，警察並已將遺體委託他（聽到這個，我心中暗喜“那麼讓他去付所有的費用吧！”）；雇主不願付薪資故意說警察來查緝非法外勞；非法雇主願意或已經付一筆賠償金；與死者在台灣的表弟聯繫等等。有人不斷放出消息，或許想安撫家屬、想塑造好形象以便繼續進行人口販賣的生意；或許想藉此名義募款再賺一筆；或許還基於某些我不懂的原因。

我確知某人明知死者身份與家屬，並已經聯繫家屬的人。但他是什麼身份？為何知道這件事？為何他在台灣有合法身份卻不出面？而在遺體運回前，他匯了一筆錢給家屬。為何他要匯款？錢從哪裡來？人蛇集團釋出的流言像蚊子般擾人，一如往常我卻總是無法一掌擊斃環繞身邊伺機吸血的蚊子。

最後的旅程

FARUK最後的旅程是從香港到台灣，自2004年12月31日離開香港、進入台灣，便再沒有出境過。他在台灣的第一個元旦與接著而來的生日，不知當時他在哪？心情如何？我只確定他在台灣的第二個元旦與生日，躺在殯儀館裡、沒有感覺。所幸，狂歡跨年、歡渡生日對需離鄉背井、搏命出國打工的人來說，想必不是重要的事。

2005年10月18日清晨4點，FARUK被時速72公里從桃園站出發往北的電聯車左前方車頭碰撞到。司機緊急煞車、下車察看、通知車站、救護車、送醫急救無效。這些是明確的事實。

根據鐵路局的統計資料，行走路線佔鐵路交通意外的第一名。鐵路警察說或許人們不注意現在火車的速度。台灣火車電氣化、速度快、聲音小，這常是讓人們錯估火車與他們的距離，剎那間以為可以與火車擦身而過；或是當注意到火車時已來不及轉身。偶而也有人因喝了酒，反應較遲。

凌晨三、四點，FARUK為何會行走或穿越鐵道上？沒有任何隨身行李，僅有一身衣物、皮夾、手機、小手電筒。是單純外出晚歸，所以沒有帶任何行李？還是受警察查非法外勞的謊言欺騙而逃走，來不及帶行李？而他是否錯估距離？是否喝酒？沒有人知道。

回家

有人說，名字是一種限制，擁有某種魔力。當一件物品被以怎樣的名字稱呼，人們便將照它的名字來對待它。因此，椅子被坐、蠟燭被燃、鞋子被踩…是理所當然。人呢？有了名字，似乎便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應對出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因一直無人出面認屍，只好請死者父母將DNA檢體寄來台灣做比對。所謂的DNA檢體就如電視演的，用棉花棒沾口腔內的細胞黏膜。我將警察告訴我採取檢體所應注意的事項、步驟一一詳列，翻譯成英文，用電子郵件寄給在孟加拉的Nasir。我不知道他如何跟死者父母解釋何謂DNA、這樣做跟領回他們兒子的遺體有何關係。但幾天後，我收到按照指示蒐集的檢體及家屬給台權會的正式委託書，上面還有FARUK父母的照片各一張。同時，警察所拍供認屍的照片，FARUK的父母也簽名指認一併寄回。對世上任何一對父母來說，要他們指認自己的孩子遺體並簽名，是一項殘忍的要求，我小心翼翼避免想像他們的悲傷。

拿著委託書、DNA檢驗結果等相關文件，第一次踏進桃園市立殯儀館的冷凍庫，欲確認遺體的狀態。只需五步就到盡頭，這麼小的一個冷凍庫裡，我不敢相信被稱以『無名屍』的竟不只一個。電影神隱少女中的千尋，只有在找回自己名字的時候，才能找到回家的路。第二次到桃園市立殯儀館，準備接遺體到台北市立殯儀館進行解凍、防腐等工作。我提醒自己要將意外發生後，警察放在他胸口那張「無名男屍／鐵路警察局第一警務段／鐵路基起55K400M」長達三個月的紙張拿下來。我拉開屍袋拉鍊，拿起那張紙，「你再也不是無名屍了，brother you are going home」。

阿拉與感恩

我不是佛教徒、不是穆斯林，從沒認真遵循任何宗教儀式。在處理這件事過程中，有人說阿拉一直的眷顧，也有人說感恩。我不知道這叫什麼，但每當有狀況發生時，的確會迎刃而解。原本以為聯繫家屬是一件艱難的事，結果三天內便與死者家屬聯繫上；原本毫無經費，卻也順利一一解決，桃園市政府同意減免冷凍庫費用、佛教慈濟慈善世界基金會補助棺材費用、葬儀社更是自動降價，加上鐵路局的喪葬補助款，收支平衡。而鐵路警察、檢察官的協助，及台北清真大寺一手安排符合伊斯蘭教的儀式，更是讓事情快速圓滿完成。2006年1月20日遺體在台北清真大寺完成淨身、封棺、禱告、前往機場。1月24日Nasir來信告知在家人安排下FARUK已安葬。

備註
註1：FORUM-ASIA，全名Asian Forum for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辦公室位於泰國曼谷。為區域性人權組織，會員組織分佈亞洲14個國家，共36個人權團體，並獲聯合國諮詢地位。網站http://www.forum-asia.org/
註2：ASK全名Ain O Salish Kendra，辦公室位於孟加拉達卡，是一個提供法律扶助與人權資源中心，並有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特別諮詢地位。網站http://www.askbd.org/index.php

[台權會] 為什麼抵抗之前——問憑什麼抵抗？

人權雜誌2006春季號『為什麼抵抗之前——問憑什麼抵抗？』專題，四月中即將出刊！】

本期專題的發想結合去年底香港反WTO運動及楊儒門事件衍伸的「抵抗權」，經過難產陣痛生出的專題「為什麼抵抗之前——問憑什麼抵抗？」

從本期專題的文章，乃至歷史上任何有關抵抗權問題的討論中可以發現：抵抗權概念的正反陣營，其政治光譜可以從極左排列到極右，更妙的是，儘管理由完全不同，光譜的兩極端對於抵抗權都是不信任的。教條右翼濫用了「惡法亦法」的法律實証主義觀點，以正當化統治者；教條左翼則一開始就認為法律只是階級利益鬥爭之下的產物，當然不值得信任。結果，無論有意無意，這兩者都分別構築了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超越實體法律──無論是國際法或國內法──的自然法。例如「民族的興亡」，或者「階級的衝突」。以意識形態來否定法治的功能，在Terry Eagleton倡言的「後（馬克思）理論時代」的今日，似乎都顯得過於「古典」。太小看了人類制定法律過程中的權利鬥爭，所曾經付出的巨大社會成本。太小看了當今的法律理論，而且放在今日的台灣檢證的話，更太小看了台灣知識社會的水準。

台權會的基本立場，是以國際人權法典為依皈。其實，包括抵抗權在內的，近代的「正義＝法律」理念，與其說是追求普世性，毋寧說是在多元價值的利害相剋之中，尋找或保留共生、對話的可能空間。各別民族或階級的各別「正義」，經過了韋伯所謂的「諸神之戰」的長久衝突之後，逐漸摸索出某些對話與共生的規則。這些規則，就是近代的人權理念。「人權」清單之確立，其歷史過程固然充滿血腥，但一經確立，就是期待血腥不再。比方說，若說在台灣連抵抗權的行使都不足夠，非得「革命」不可，那麼中國這類的極端踐踏人權的流氓國家，又該如何？何況，直至目前為止，我們所見識過的所有革命，其果實均為野心政客所攘奪。顯然「無產乎有產乎」「獨裁乎動亂乎」「抵抗乎革命乎」「適法乎超法乎」的二者擇一的兩難困境，是一個被刻意製造出來的危險陷阱。台權會認為，真實社會永遠有更多的選項，更多的理性對話空間，與更少社會成本的妥協之道。個人的美學，永遠不應該以犧牲無辜的他人為前提，更不應該用種族或階級的粗暴區分，把「非自己人」全部定罪成「體制的共犯」。畢竟，抵抗權的根本精神在於爭取正當合理的權利，而不是滿足個人的浪漫幻想或政治野心。

[立報] 建立個人破產機制是免於市場機制崩盤

卡債攀升、卡奴群起，新的消費金融危機有越演越烈的態勢。立法院為此提出限制雙卡利率的提案，被金融業者及政府高官批評開利率自由化的倒車。司法院研議訂定個人破產法，建構債務涉免機制，金融大亨蔡萬才認為，全球都有破產機制，不過台灣最好等這一波風暴過後再訂定，不然有鼓勵壞人作弊的疑慮，也難以杜絕有心人利用破產法機制賴帳。主流輿論說欠債還錢不只是天經地義，也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石之一，破產機制猶如對企業紓困，對大部份努力的人不公平。

台灣向來是新自由主義的模範生，整個90年代如火如荼的金融自由化搞下來，終於在90年代末爆發了本土性金融風暴。當時政府免於企業破產銀行倒閉，出面為企業紓困，政黨輪替後通過金融重建基金為金融業打消呆帳，宣稱是為了免於市場機制崩盤，於是有了陳由豪欠債6百億卻「債留台灣前進大陸」，中興銀行壞帳8百億也讓全民埋單。隨著產業大舉外移，產業空心化，金融業轉而衝刺消費金融，不負責任的發卡方式卻被吹捧為金融創新，於是台灣靠著民間消費度過這些年慘澹歲月。如今問題爆發，建立個人破產機制卻被妖魔化為開自由化倒車，顯然是雙重標準。

對於當代自由市場中因為壟斷及無限擴張的私欲所肇致的危機，法律、倫理、道德都應該扮演平橫槓桿，如今台灣經濟自由化被無限上綱，擴張為所有行為的規範，結果使得法律也呈現傾斜式的發展，一面倒地以保障壟斷利益及絕對的行為自負為主流。在歐美國家已經行之有年的破產機制，正是在壟斷資本下、免於所謂自由市場機制崩盤的結果。試問，在資訊不對稱的態勢下，所謂債務協商究竟能挽救多少卡奴？而金融業者之所以害怕個人破產機制，事實上是因為壞帳將成為他們得自行面對的問題，再也沒有辦法像過去由全民埋單，這難道不符合自由市場的精神？在自由化過程中被國家保護壯大起來的本土金融業實在不能再像一個長不大的小孩，只肯享受自由市場的權利卻不肯盡自由市場的義務！台灣已經進入壟斷資本的時代，相應的法制建設如果不從速，社會反撲的危機才正剛要開始。

[立報] 中文再掀簡繁之爭

【左看】 文化拜物教
文 關亦然／文字工作者

「趨簡」，原本就是文字發展的大勢。試翻漢字發展史，從大篆而小篆，隸書到楷書，鮮有例外！

漢文字之書寫不易，早為識者所詬病，字體簡繁何者殊勝？五四運動後，早成定論。更且，實際筆寫時摻雜各式的簡字，本就符合一般人的書寫經驗。是以1932年國府就推動過簡化字。當年黨國大老于右任、陳立夫倡標準草書、行書，亦有類似於今日中國「寫簡識繁」之議。只是後來因為共黨全面推動簡體字，為了「與匪鬥爭」，這些合理的倡議遂不了了之。

而今，某些以捍衛「文化」的名義，對簡體字大加撻伐的知識菁英，不僅對前述五四遺產懵然無知；甚且，在舉證簡體字「沒文化」時，恰恰暴露出其自身「文化」意識形態之褊狹。論者往往舉出許多字例指證簡體字破壞文化傳承，但所舉字例，卻往往多是直接採自古體隸書、草書或行書的簡化字。對簡化字其實大多依循古體漢字所造一無所知，十足暴露出某些知識菁英的文化傲慢！

英國學者泰瑞‧伊格頓在《文化的觀念》一書中，主張取消階級化、拜物教化的狹隘文化論，而代之以普羅雍容的文化社會觀。而今論者無知於當年中共簡化漢字對教育普及的正面價值，更懵懂於漢字演變史，對古字一竅不通，卻夸談捍衛文化，正是文化拜物教的固陋體現！

【右看】 中文簡體潮
文 林淑芬／退休教員

簡繁之爭，看似攸關文化認同的徽揚賡續，為此，人口上處劣勢的繁體中文捍衛者，似乎格外顯得憂心忡忡！

但在全球化商業大潮沛然莫之能禦的網絡信息時代裡，脫離了經濟基礎與政治角力，奢言捍衛某種字體文化，未免顯得可笑！

就像法國人力拒好萊塢和麥當勞文化對法蘭西文化的「污染」，以及歐盟高峰會上法國總統席哈克只因不滿於法籍工業領袖以英語發言而拂袖一般；法國文化和法語絕不可能僅僅因為這些抗拒力道，就在國際上變得強勢化！然而，法國文化和法語卻極有可能因為法國經濟體和政治影響力的衰微，而在國際舞台的主要秀場上漸漸退位。

同理，以台灣民眾為主體使用者的繁體中文系統，絕不會因為掀起各種文化認同保衛戰而得以攻城掠地，因為文化影響力取決於經濟與政治力量；然而今日中國的崛起，已絕非台灣所能扭轉乾坤於萬一，莫謂陳水扁政府「拼經濟」不力，就算胡錦濤主政台灣，也不可能讓台灣的經濟力足以和大陸相抗衡，這是殘酷的結構性現實，毋須多費唇舌證明！

也因此，巨浪洶洶的中文潮，只適用於簡體中文而非繁體中文，已成定局。台灣人要搞文化懷舊風，容或能引發一些文化古物商的收藏興趣，但總體的國際中文識別系統早已定案，哪容得分說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