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 如此總工會 勞工自求多福

【左看】 稱職的轎夫
文 倪世傑／研究生

日前，全國產業總工會為「挽救」勞委會主委李應元，發出動員令於本週一赴立院前嗆聲，但有意思的是，民進黨黨團並不贊成加開臨時會，而曾於上週表示立院臨時會未通過「勞退監理會組織法」將下台的李應元，亦因臨時會「加開不成」而免於下台一鞠躬的困境，而全產總面對不願加開臨時會審議勞退組織法這種大法案的民進黨，竟也未因此開轟，顯見：

第一、李應元倘若之前即已知悉民進黨立院黨團對臨時會的態度，法案不過就下台的宣示不啻是沽名釣譽之舉；第二、身為勞委會大委員一員的全產總理事長施朝賢「配合演出」，的確「功不可沒」；第三、全產總的高配合度無異証實了它不過是民進黨的附庸團體。在一片上下交相賊中，也無怪乎週一的動員情況冷冷清清，毫無群眾熱度可言。

諷刺的是，就連謹守深綠票倉的台聯，其新任黨主席黃昆輝都要在就任第一時間喊喊「中間偏左路線是創黨精神」，無論是出於真心誠意還是選票計算的考量，趕忙撫摸一下「左」的神主牌倒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果連資產階級政黨都知道突出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正當性，在日益兩極分化的台灣就業環境中的全國級總工會領導人，除幫助執政黨撐場子、護航外，你們又為台灣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做了些什麼？

【右看】 比勞退監理會更重要的事
文 林水秀／政治觀察人士

週一，百餘勞工在全產總的號召下，聚集在立法院為勞委會李應元主委護航，我們不方便置評，但如果全產總願意好好藉著與勞委會的交誼，努力為台灣勞工爭取一些好康ㄟ，想必也是兩全其美之事。

1997年，國民黨政府將基本工資調整為1萬5,840元，到現在快10年了，一直沒調漲過，而許多企業，甚至包括麥當勞、7-11等便利商店大企業在內，都一直沿用數年未調整的基本工資，讓台灣基層勞動者的生活，伊於胡底。台灣人之前一直瞧不起的韓國，今年元月一號調整的最低工資為相當於2萬5,200台幣，如以德國對貧窮線的標準：平均工資的60％來看，2006年台灣1至11月的平均工資為4萬4,000元，換算下來2萬6,400元，與當前基本工資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此外，根據主計處統計顯示，如將2001年的勞動生產力指數與單位勞動成本訂為100，2006年1至11月平均勞動生產力指數為133.85，成長了33.85％，但單位勞動成本卻只有81.27，衰退了19.73％，這5年來。台灣勞工更賣力的工作與生產力的大幅提高，卻換來更低的報酬。

如果全產總與勞委會真的將台灣勞工的福祉放在第一位，請於下屆立法院會期將提高基本工資放在第一案，如果改善台灣基層勞工生活為第一要務，其它的錦上添花，只會讓人覺得齒冷。

零體罰．孩子的明天會更好—瓊恩都倫報告

◎盧貞穎

瓊恩都倫（Joan Durrant）是聯合國秘書處受報計畫的NGO顧問，祖籍加拿大。身為兒童臨床心理學家，她曾發表許多關於兒童受虐、體罰、管教以及父母教養的論文著作，多年的研究結論是—體罰會對兒童身體與心理造成長期傷害，因此基於對於人權的信念，她在加拿大及國際上力倡終止使用體罰。她同時也被國際肯定為「瑞典經驗」的首要專家，曾研究瑞典終止體罰的成功經驗，探究立法等措施如何改變社會對體罰的看法，並加以推廣。在人本教育基金會主辦的「終止體罰國際研討會暨聯合國兒童受暴研究報告台灣發表會」中，她為與會者介紹了瑞典反體罰的成功經驗。

都倫教授說，瑞典是全世界第一個立法禁止體罰的國家，包括學校、家庭以及所有照顧兒童的機構都禁止對兒童的體罰，至今已有二十五年。瑞典經驗讓我們更能瞭解到禁止體罰背後的理念。以下就從瑞典廢除體罰的歷史背景談起。

瑞典在一九二八年禁止中學體罰，那時瑞典教師將不使用體罰視為一種挑戰而非問題，經過一年的實驗期之後，所有學校都同意，它們不再需要以體罰作為管教學童的方式，教師們則在後續的禁止體罰議題中，成為倡導者的角色。一方面，校園中實行的零體罰教養方式，可以實際提供父母參考；另一方面，教師也帶領父母及教育機構重新思考兒童學習的過程，讓他們瞭解確實可以透過非暴力的方式來教養兒童，體罰是不必要的。

「我們通常會覺得，教師比較不容易贊成廢止體罰，但是，瑞典教師反而成為廢止體罰的倡導者，因為他們當時抱持著這樣的想法：『父母把孩子交給我們，我們每天的責任都無比重大，因此我們更應該用更有效的、非暴力的方式來教養兒童！』」都倫教授表示，這樣正向的態度，給世人帶來莫大啟發。

全球第一個零體罰立法國家

一九五七年，距今五十年前，瑞典政府決定修改刑法，使照護者施行體罰無法成為傷害罪的抗辯理由。這個改變非常重要，當時人們對兒童的學習發展有了更深的瞭解，所有研究都顯示，體罰對兒童的學習沒有幫助，有更多好的方式來管教兒童。其實，瑞典社會大眾一開始並沒有很支持全面禁止體罰，但是瑞典政府抱持著「我們應該站在民意的前端，透過法律教育社會大眾」的態度，堅定執行新立法。接著在一九六○年代，除了學校之外，兒童照顧機構、感化院和觀護所的體罰都很快消弭了。

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一個父親毒打三歲的孩子，卻被瑞典法院判定無罪。這個判決引起瑞典人民的公憤與抗議！依法，學校和照護機構都不能體罰，刑法法令也適用於兒童，但是親職法並未禁止體罰。這個事件讓社會大眾及政府當局更重視兒童權利概念的推廣，因此瑞典法務部於一九七七年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主要目的是讓社會大眾瞭解兒童應擁有的權利，也針對所有的法令都做進一步的檢視，尤其是在民法當中親職監護法的規定。

一九七八年，瑞典兒童權利委員會提出清楚的聲明，指出包括父母、教育以及所有場域中，應禁止對兒童體罰。在成人根深蒂固的觀念中，總認為自己有權「管教」兒童，但是委員會希望進一步澄清這些想法，確立兒童應有的權利。此聲明一九七九年在國會中獲得不分黨派的支持，以百分之九十八的贊成票通過，從此，瑞典全面禁止對兒童的體罰及羞辱。

按照瑞典親職監護法規定：「兒童有權利受照護、保護和妥善撫育。兒童作為獨立的個體及個人，應被尊重對待，不得被體罰或遭受其他任何羞辱對待。」這條法律，在當時是全世界前無古人的，並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遵循，瑞典人認為這麼做是正確的，所以就這麼去做。

民眾積極配合立法

瑞典在一九五七年後廢除刑法中父母體罰兒童的權力，但是到一九六五年還有五○％以上民眾認為體罰是可允許的，表示當初瑞典政府並沒有等到民眾全部支持零體罰後，才來改變法律。

透過全面禁止體罰的法律改革，帶來了零體罰的新思維，民眾的想法也開始漸漸改變，在一九九四年只有百分之十的民眾還正面支持體罰。都倫教授表示，綜觀這四五十年來，瑞典民眾的態度大大改觀，主因就是法律的訂立。如果總想先做宣導工作，沒有改變法律，民眾仍多會採取觀望的態度，若法律還允許體罰的發生，民眾的態度怎麼可能改變？瑞典的例子讓我們瞭解，各種法律上的改革，如果馬上配合相關宣導，民眾態度可以很快的轉變。

統計發現，一九七一年時百分之百的瑞典小孩都有被體罰的經驗，事實上，在一九○○年之前，瑞典生活非常困苦，不管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小孩都經常被打，被毒打的情況也很常見。在法律改變後，我們發現二○○○年之後，小孩被體罰的經驗變得很少，只有百分之十一；有被棍棒等物品打過的孩子，在一九七四年還有百分之十幾，到二○○○年後幾乎沒有了。被體罰經驗的明顯減少，可看出師長的觀念大大的改變了。

但是，瑞典的嚴重暴力行為有減少嗎？這是較難統計的問題，在此我們以虐待小孩致死的情況來做觀察。在孩童的死亡原因中，有許多孩子是在父母意圖管教的狀況下受虐致死的，在加拿大每年有三十個孩子是這樣死亡。

我們知道，打小孩可能造成小孩受傷甚至死亡，或者在體罰後，孩子還反抗或沒有改變行為，師長可能會再用更嚴厲的體罰，孩子就更可能因為嚴重的傷害而死亡。體罰有很多狀況是因大人在管教上遇到挫折，自己煩躁不堪，或是因為小孩不知道怎麼樣跟大人溝通，孩子不懂或是做不到大人的期望，大人以為孩子不肯合作而發生。這些大人以為用打的可以解決問題，就越打越重，造成孩子不只是受傷，還可能因此死亡。

都倫教授說，自從一九六○年代全面禁止體罰之後，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間，瑞典全國還有五個孩子是因為管教虐待致死的，而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年的十五年間，則沒有一個孩子因此死亡，這在國際上是很值得驕傲的成就。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間有三個孩子因此死亡，一九九六至二○○○年間則有一位，到二○○○至二○○三年，沒有一位孩子因管教受虐死亡，這些數據在國際上也是很低的。因為知道管教過當可能致死，所以瑞典根本在法律上禁止體罰行為，完全的避免管教兒童致死的悲劇。

幫助學校、家庭做到零體罰

另外，法律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要讓相關機構更重視防範措施的實行。一般社工人員在面對家庭時，多以家庭完整性做考量，通常是到孩子嚴重受傷時，才有社工員介入將孩子帶離家庭。而當法律宣示體罰不被允許時，相關機構就可以在體罰、虐待的狀況還沒很嚴重時，及早介入，用支持性的方法給家長和孩子輔導。若沒有明確法律的宣示，有時鄰居親友甚至是社工員都是愛莫能助的。

我們也發現，在法律改變之後，社福機構採用了更多預防性的方法。例如在一九八二年間，瑞典兒福機構仍多採用將小孩帶離家庭的長期安置方法，到一九九五年後，離家安置的方式減少了，有更多支持性的在家輔導措施。

因為法律上的改變，社工人員可以直接告訴家長體罰是不被允許的，讓體罰不會越來越惡化。這些家庭可以接受社工機構的輔導，讓他們更懂得怎麼處理管教問題，家長知道孩子不會被帶離家庭，而且還可以從社工機構獲得協助，也更願意告訴社工人員家中的困難。

除了社工人員，契約家庭（contract family）和學校也可以扮演協助的角色。契約家庭可以支援這些家長，幫忙照顧小孩，讓家長得到喘息的機會，家長較不會因為暴躁疲倦而發怒，造成體罰孩子成傷的結果。學校也很適合提供協助，因為學校老師可以從孩子身上很快的瞭解到家庭的狀況，也有很多機會直接與家長溝通，明確的告知家長體罰違法，轉介社會機構協助，讓情況不會更惡化。

法律改變之後，其實也增加了民眾舉發小孩受虐待事件的比例。因為體罰這種行為即是暴力犯行為，鄰居和親友能夠更及早的去舉報，透過這些通報可以提供給孩子保護，並且讓教師和家長能夠得到所需要的協助。

通報比例增加了，是否有更多的大人因體罰被通報，進一步被起訴呢？統計顯示類似案件被起訴的人數並沒有提高。若說通報的數目提高，起訴的數目減少，這代表有很多社會福利機構介入了，讓父母或需要協助的施暴者，在接受協助之後改變行為態度，預防了嚴重甚至必須起訴的結果發生。

學校也是重要的預防支持性機構，對孩子和父母亦然。有的學校會教父母親子關係，給兒童適當協助的方法，也會在教室當中教兒童一些法律觀念以及他們的權力，所以孩子也知道未來長大之後，為人父母或為人師時，不能夠對兒童施暴。

這些預防措施也是政府原先立法的本意，它希望學校與家庭都能成為安全教養兒童的生活空間，如果法律仍允許體罰暴力的話，就沒辦法達到預防的效果。

青少年會無法無天管不住？

很多人會擔心，沒有體罰之後，小孩是不是更不容易教養？是不是會有更多失控的行為？他們認為，有時候體罰才能讓孩子乖乖的。在這裡，我們來實際看一下孩子的行為有什麼改變。在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尚未立法前及立法後，青少年犯罪反而降低了！此外，不管是在吸毒或是毒品交易方面都有顯著的減少，瑞典在經過了這段時間之後，青少年使用毒品的比例已經降到不到百分之一。

認為體罰是重要管教方式的人，看到這個數字應該會很驚訝。這樣的結果顯示，打小孩是不必要的，在立法上給父母或是教師打小孩的權力更是不必要的。

事實上，體罰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問題。體罰讓兒童更具有侵略性，有更多心理問題、酗酒問題，長期來看，體罰對兒童是沒有幫助的。都倫教授認為，在過去六十年間，幾百項的研究調查都顯示這樣的結果，使用體罰會對兒童在社會化過程當中，造成更大的困難。立法禁止體罰，將使很多新的、有建設性的教養方式有機會被發展出來，讓孩子知道怎麼樣自我管理，不再是因為對體罰的恐懼。

【原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11期】

[立報] 誰在製造學生壓力？

羅德水（教師）

學期已經結束，但有關一綱一本與自辦基測的爭議卻持續延燒，目前看來，贊成教科書改採一綱一本的論者，無論是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是家長，似乎多以回復一本可以減輕學生壓力作為訴求。

雖然誠如我們在立報教育論壇所指出的：學生壓力主要來自於想要進入明星學校的競爭，因此一綱一本無法紓解升學壓力。不過，對於多數望子成龍又心疼孩子的家長來說，會有藉由一綱一本減輕學生壓力的想法，其實再正常不過，特別是國中基測已變身為超級聯考，學生壓力有增無減的今天，期待有效減輕學生負擔只是廣大家長們卑微的願望，吾人實不忍多加苛責。

比較值得注意的倒是，相較於萬千受苦於教改的親師生，不少教育官僚也口口聲聲宣稱要藉由一綱一本以減輕學生壓力，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究竟這些行政官員，是真心想要減輕學生壓力？或者只是為政策的合理化尋找理由？就值得吾人進一步檢視了。

以率先配合郝龍斌市長一綱一本政見的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為例，在面對外界質疑時，即高舉一綱一本可以減輕學生壓力的大旗，很顯然地，教育局這樣的宣示一方面除了能營造傾聽民意的社會觀感外，另一方面則可藉以提高決策的正當性，其想要傳達的不外是：教育局之所以推動一綱一本的教育政策，完全是體恤民情想要減輕學生壓力的呼聲。問題是，同樣一個北市府教育局，這兩年來，卻不惜增加學生壓力，以「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為由，要求所屬各國民小學增加國語授課時數，並且一連二年舉辦全市性的國民小學基本學力測驗。

而我們的質疑也正在於此：為何上述兩個決策思維南轅北轍甚至前後矛盾的教育政策，竟然出自於同一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檢視教育局兩次決策過程可以發現，當前任的馬市長要求教育局研議提升學生國文程度時，官員們即刻規劃了國小國語文程度的全市普測計畫，甚至在檢測成績顯示學生程度不差之後，教育局還是硬要增加小學生的每週國語上課節數，全然不考量此舉是否「增加學生壓力」？至於此次為了兌現郝市長教育政見，則顯然又是別有一番光景了，為了消弭外界疑慮，原本不被教育官員重視的「減輕學生壓力」，此時卻成了為政策背書的最佳說詞。

容我們不客氣地說，上述教育官員的決策模式似乎沒有什麼邏輯可言，教育政策本身的合理性與專業性顯然並非行政官員考量的重點，任何政策反正只要遵照頂頭上司的指示去完成就錯不了，官員們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完成長官交付的使命，即便長官的交辦事項嚴重傷害教育專業也在所不顧。

以前揭兩項決策為例，雖然增加上課節數，勢必將增加學生壓力，可為了完成首長提升學生國文程度的指示，官員們還是可以洋洋灑灑找出許多種加課的理由，甚至反指反對加課的老師為不專業，此時所謂「減輕學生壓力」根本不是官員考量的重點；相反地，為了避免讓新首長的教育政見在就任初就宣告跳票，之前不為官員重視的「減輕學生壓力」竟又搖身一變成為捍衛決策正當性的理由，此種決策大權在握，橫豎都有一番道理的心態，以及為完成長官交辦任務，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決策品質，實在無法讓人認同。

我們以為，民選首長固然有提出教育政見並加以落實的責任，惟教育行政官員制訂政策時仍應以專業考量為本，切忌為了投長官所好，做出違反教育專業的決策。

準此，我們樂見台北市教育局將自2月3日起，一連辦理6場「北北基一綱一本及共辦基測」政策公聽會，不過，既然辦理公聽會之目的係為「廣泛蒐集民意，以利後續規劃」，建議北市教育局，在公聽會正反意見出爐前，不應再行發佈台北市將於未來採行「一綱一本」或共辦基測的訊息，俾使教育政策之制訂更符專業。

[聯合] 新聞眼》山城聚落凋零 怎麼活保存？

【聯合報／本報記者楊正敏】
2007.01.31 03:20 am

寶藏巖有「台灣調景嶺」之稱，台北市政府從民國八十二年就編列預算進行公園開闢工程，至今超過十年。原本要闢設公園，到現在的「活保存」歷史聚落，歷經五屆市長任期，聚落逐漸凋零，等到一切塵埃落定，活村子可能已經成為死村子了。

寶藏巖依山而建，是個大都會裡的小山城，形成特殊的底層聚落文化，甚至有「小九份」之稱。一排排入口的信箱，蜿蜒崎嶇的巷弄，隨時有柳暗花明的驚喜，大導演侯孝賢曾在這裡拍過不少作品。

數十年來寶藏巖已是台北地景印象之一，前台北市長馬英九上任後，全部拆除改建公園的計畫也有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原來的違建被視為文化資產保存，社區內住民的生活型態，人際脈絡也要原汁原味留下。

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龍應台更提出「貧窮藝術村」的構想，保存原有的社區，並提供最簡單的生活條件讓藝術家進駐，成為藝術家與住民共生的聚落。

市府為了整建違建，請住戶暫時搬離，但在住戶搬走那一刻起，寶藏巖的原汁原味就在流失。原來雞犬相聞，左鄰右舍寒暄的畫面也逐漸淡去。寶藏巖的房舍整修完畢後，遙望山城燈火依舊，地景或許仍在，但還剩多少住戶可以搬回，又還剩多少小山城的人情趣味？

寶藏巖原本就是山坡地違建，當年可說是以「偷渡」的方式被留下來，沒有前例，大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房子沒有崩毀，人卻已經凋零。

也難怪會有學生佔住房舍，不想再讓政府插手，質疑「活保存」最終將成樣板。市府昨天大隊人馬驅離廿名學生，或許十多年前全拆了，可能也不過就是這樣的零亂收場，但起碼不會落到今天裡外不是人的難堪場面。

【2007/01/31 聯合報】

[聯合] 老住戶說》那些年輕人 沒一個是居民

【聯合報／記者錢震宇、楊正敏／台北報導】
2007.01.31 03:20 am

在寶藏巖住了六十多年的詹朝銘老先生，昨天在電視上看到驅離衝突場面，感到納悶。他說，「我不認識被驅離的年輕人，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居民。」詹老先生現在住在中繼住宅裡，等寶藏巖整修好了，就可以再搬回去。他說，寶藏巖房子空著，有人就佔著賴著不走，但不代表原來居民的聲音。

台北市長郝龍斌昨天對驅離結果表示非常滿意，還指示副秘書長陳永仁提報有功名單，立即獎勵。文化局長李永萍澄清，市府不是要「拆」寶藏巖，而是「整修」，預計兩年完工。

【記者錢震宇／台北報導】看到媒體報導寶藏巖拆遷發生衝突的新聞，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前局長廖咸浩表示「氣憤」。廖咸浩說，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進行文化聚落保存，全世界也絕無僅有，難度當然高。過去四年包括如何讓住戶留住、進住，都需要時間溝通，中繼住宅、補償金等相關配套也很完備。

【2007/01/31 聯合報】

[聯合] 北市寶藏巖拆遷 警民流血衝突

【聯合報／記者王宏舜、楊正敏／台北報導】
2007.01.31 03:20 am

台北市政府昨天清晨強制執行寶藏巖社區拆遷，過程中發生數波嚴重推擠，七名民眾被強制驅離，兩名男子因妨礙公務被留置警車上作筆錄後飭回。衝突中一名員警頭部遭鐵皮屋的鐵皮割傷，一名學生氣胸發作，兩人送醫急救。

拆遷行動昨天清晨六時四十分展開，七時卅五分全區淨空。這是市長郝龍斌上任以來面對的第一場驅離行動，前晚他便前往中正二警分局向警方加油打氣，並要求淨空民眾「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警方昨天調度中正警二分局、保安大隊、中山和大安分局四個分隊，共投入兩百五十四名警力維持秩序。

昨天清晨四點，警方開始在台北市汀州路兩百卅巷、寶藏巖社區的信仰中心寶藏巖寺集結，並進行勤前教育；這時留在社區內的居民和大學生和警方隔著小巷嗆聲，要求警方停止驅離。

現場至少有尚未離開的七戶人家，加上約廿餘名宣稱要維護創作園地的「寶藏巖公社」大學生、研究生堅持不肯撤離，他們頭綁紅布條、有人身穿寫著抗議字語的白衣，表現死守的決心。

近七時，警方部隊徒手朝社區小巷口前進，抗爭民眾以鐵皮、床墊和洗衣機等大型傢俱將巷口擋住。警方欲搬離「路障」，但民眾情緒激憤，還不斷地嚷著「警察不要打人」，還有人嗆聲「警察職權行使法我有在看啦」。

由於寶藏巖房舍依山坡而建，巷弄幾乎只容兩個人並肩通過，警方要進入困難重重。衝突中一名圓山派出所員警右額遭鐵皮割傷，血流不止，被送往台北馬偕醫院縫合。

在警民推擠中，台南藝術大學研究生紀岳君突然氣胸發作，被緊急送上救護車。一旁的學生趁機鼓譟、吼叫，斥罵警方驅離傷人。

七時卅五分警方宣布控制現場，在寶藏巖寺右側圍起封鎖線，由工務局、台電、自來水公司等單位進行斷水斷電，社會局和文化局也派人進駐。

附近居民表示，當初拿到補助款的原始居民早已搬遷，現在滯留的都是「新住民」，有人自稱是藝術家，但看起來卻像是流浪漢。警方也在現場查到毒品通緝犯王嘉隆，當時他還謊報友人名字應訊，因手上的藥袋名字漏餡，尷尬不已。

市府衛生局副局長鄧素文表示，氣胸發作的紀岳君被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治療，初步診察並無外傷，且他過去有氣胸病史，醫師推斷可能是自發性的發作，目前生命徵象穩定。

【2007/01/31 聯合報】

[勞動者] 社會運動與書寫

作者＼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就台灣過去的民主化經驗而言，無論是社會或政治運動，出版是最直接且最容易與群眾接觸的媒介之一。尤其是在噤若寒蟬的戒嚴時期，當報禁箝制了言論自由，阻斷了民眾獲得資訊的權利，「黨外雜誌」就成為宣傳社會改革理念和民眾挑戰禁忌的的重要管道，同時，也釀酿出台灣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延續這個傳統，出版一直都是台灣社會運動領域的工作之一。以台灣勞工陣線（勞陣）為例，早在1984年4月7日就已發行「勞動者雜誌」，作為組織經營的管道，迄今仍持續發刊。除了雜誌的型態，為擴大宣傳理念及傳承本土的運動經驗，社會運動組織都投注了相當多的資源於書籍的出版工作，以擴大尋求社會對話與認同，大量的社運界出版的書籍湧現，不僅豐富了以通俗文化和商業利益掛帥的台灣出版品市場，更豐富了台灣多元價值的交流。惟出版工作本非非政府組織的主要業務，又出版一事多半需要長期投資，非政府組織往往礙於人力、物力，以及不易建立市場通路等不利因素的限制下而卻步於出版工作，進而造成寶貴的本土社運經驗的傳承不易，有待未來社運界共同克服，營造出有別於主流出版市場的環境。

非政府組織出版工作遭遇的困難與挫折包括：

一、非政府組織的出版往往在於論述價值理念及記錄運動經驗，往往給你一種冷門的、小眾的，甚至於內容艱澀難懂的感覺，進而降低了社會其他群體接觸類似出版品的誘因。

二、人力和經費上的問題。以書籍出版為例，從規劃、執行（資料收集、訪談）、撰寫到出版，所需要的人力和預算，往往超乎一個非政府組織所能承受的負荷，進而降低了出版能力。

三、市場通路設立困難的問題，有別於一般主流出版市場以大量和快速出版來建立銷售通路，非政府組織的出版，在數量少速度慢的情況下，不易建立組織經營網絡以外的通路，例如，一般經銷商考量其本身通路上的成本，通常要求出版業者必須有一定的出版量（例如一年至少有六本以
上的書籍出版），而非政府組織多數無法滿足這項「主流」的基本需求，在滯銷和庫存的壓力之下，大大的降低了其投入出版工作的意願。

[聯合] 趙少康疑設空殼公司 吃下中廣

【聯合報／記者蔡惠萍／台北報導】
2007.01.30 03:21 am

媒體人趙少康上個月入主中廣，民進黨立委李鎮楠昨天舉行記者會披露，趙少康從去年下半年起陸續成立四家公司，分別取得百分之廿到卅的中廣股權；但經查訪，這些公司都是虛設行號，其中一家登記地址還是趙的住家，質疑趙少康以空殼公司「吃」下中廣。

趙少康日前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提報中廣股權轉讓及負責人變更案，由好聽、悅悅、播音員及廣播人等四家公司共同持有華夏擁有的中廣百分之九十六點九五的股權，其中好聽是由趙少康掛名董事長。

但是日前ＮＣＣ質疑資金來源，除了要求中廣補件，並表示將會同投審會、金管會介入調查。

李鎮楠指出，這四家公司核准設立及最後異動的時間，都是在去年五至十二月間，好聽與廣播人資本額都是兩千九百廿萬，而悅悅及播音員則是兩千三百廿萬，令人質疑裡面大有文章。

立委進一步查閱四家董監事名單更發現，這四家公司的董監事幾乎都是清一色的「飛碟幫」，除了好聽董事長是趙少康，悅悅董事長任穎珍曾是飛碟新聞的採訪主任，播音員董事長陳聖一是飛碟公司資安部門負責人，飛碟記者韋旭則是掛名董事。據了解，廣播人的董事長王淑華也曾在飛碟電台服務。

經過立委辦公室人員實地前往公司登記地查訪，更發現悅悅公司所在是一家音響公司、廣播人則是建設公司、播音員則是「翠盈公司」，而當立委助理前往好聽公司所在探訪時，該棟大樓管理員則是直接告訴對方「這裡沒有什麼公司，這裡住的是中廣公司的趙先生！」助理才由此得知好聽公司登記地址根本就是趙少康的自宅，證明這四家都是沒有經營事實的空殼公司。

立委批評，這四家公司資本額加起來不過一億多，卻吃下粗估至少高達卅億資本額的中廣，且廣播頻道是屬於稀有公共財，雖然趙少康已辭去飛碟董事長一職，但他的妻子梁蕾仍持有飛碟一百七十萬股股份；若按照中廣擁廣擁有五個全區網，若再加上飛碟聯播網及同一系統的NEWS98，趙少康等於擁有七個頻譜，這不僅已是變相壟斷，更已涉及掏空，根本就是力霸案翻版，「只不過一個是掏空錢，一個掏空公有財」。

【2007/01/30 聯合報】

[聯合] 寶藏巖管制進出 被批像戒嚴

【聯合報／記者陳志豪／台北報導】
2007.01.29 03:29 am

寶藏巖居民撤離期限今天到期，寶藏巖公社成員昨天不滿市府管制人員進出，質疑管制措施宛如重回「戒嚴」。台北市長郝龍斌強調，公權力不容受到挑戰，任何違法者，市府「一定要他們付出代價」。

上週五寶藏巖公社成員以「拆牆」行動凸顯市府違法佔屋，當晚市府開會決定採取人員管制進入措施，進入人員必須要有通行證，部分公社成員不滿市府作法，昨天與公園處駐警隊發生零星口角衝突，當場質疑公園處長陳嘉欽管制違法。

寶藏巖公社指出，市府以「違建拆遷處理辦法」安置補償住戶，但又依「文資法」保存聚落，作法矛盾，如今又以管制進出，有如回到戒嚴時期。公社成員揚言絕不撤離，同時要以「拆屋」來表達訴求，要求強制撤離斷水電之前召開公聽會，說清楚寶藏巖的未來計畫。

郝龍斌昨天強調，寶藏巖是整建，不是拆除，市府已妥善安置合法住戶，不容非法佔用，公權力不容許任何人挑戰。市府所有作為都由法規會審核，依法依規定辦理。

寶藏巖位於公館汀洲路附近、散居福和橋口、臨新店溪的聚落，市府原定今天為撤離期限，將強制斷水斷電，不過為避免衝突擴大，上午將再次研商對策，可能因此暫緩執行，最快明天才會執行。

【2007/01/29 聯合報】

[聯合] 台灣發展WiMAX近況評析

記者費家琪 2007-01-29

政府有意先行釋出六張第四代行動通訊WiMAX的分區執照，南、北區各三張，引發遠傳、台灣大、中華電、威寶與大眾電信、大同等眾家業者競逐，競爭激烈。政府有意再降分區執照資本額門檻，由規劃中的10億元降到5億元，將不利大型業者搶執照。
行政院日前邀集各部會討論開放WiMAX執照，由於WiMAX在全球都屬於新興科技，因此政府在開放執照的作法上也採取分階段、縮小經營範圍與年限等作法，以利未來彈性變化。

初步擬定，將先釋出六張分區執照，將全台劃為南北兩大區塊，台北縣、市、桃、竹、苗、宜、基與花蓮等地屬於北區；台中至台東等地都屬於南區，採取北三張、南三張的作法。

同時在資本額的門檻上，原本分區執照規劃是10億元，但經過業者不斷爭取下，政府原則上將分區執照資本額降到5億元；全區是10億元。

全區執照的張照初步規劃是兩張，兩至三年後再釋出，同時不論全區、分區執照的經營時間都是六年，預期在本月底會公告相關的草案，等到3月再辦公聽會，聽取各方意見，預期6、7月可以釋出分區執照。

原本電信三雄都有意爭取全區執照，但在先開放分區執照的政策下，業者不願失去先機，各家業者都鴨子划水，準備先拿分區執照，包括：遠傳、台灣大、中華電、威寶都已在積極準備，運用集團的力量爭取。

據了解，政府有意取消分區業者不得合併的腹案，形同是鼓勵分區業者合併。而且拿到分區執照業者，未來如果拿到全區執照可放棄單區執照，更促使業者競逐分區執照。

大同由執行副總林郭文艷親自督軍，成立專責小組負責爭取，由於大同之前在經部的「M台灣」計畫中，已申請在高雄市、屏東與花蓮架設WiMAX基地台，預期將申請南區執照。

計劃申請北區執照的大眾電信將與大同結盟，兩家公司將合作共同採購網路與終端設備，並提供WiMAX漫遊服務，從北到南都可以暢通無阻。

大眾電信由於參與「M台灣」的專案，今年在台北縣、市建設160個WiMAX基地台，預估2008年在台北、縣市與新竹縣市建設430個基地台，屆時台北縣、市有330個基地台，新竹縣市有100個基地台。